——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养生之道（二）
3、鞠躬尽瘁
周总理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使每个接触他的人都感动不已。他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甚至20几个小时。“文革”期间，他休息的时间更少了，每分钟对他都是宝贵的，常常是边吃饭，边听秘书念文件、听汇报，根本没有正常的医疗时间。如果不掌握总理的工作规律和生活习惯，医疗保健工作根本就无法进行。
为了总理的身体健康，及时发现病情，及时得到治疗。做到有病则治，无病则防，防治结合，以防为主。我们就打破常规，采用见缝插针的办法，进行必要的检查和治疗。甚至在总理起床后到卫生间那点时间也不放过。记得有次总理在卫生间洗漱时，我们就请中医大夫到卫生间为他诊脉。在诊脉的过程中，我就顺便坐在洗澡盆的边沿上，总理马上和蔼地对我说：“小王，你不要坐在那里。澡盆凉，你们女同志坐了对身体不好。”我就赶快站了起来，顿时一股暖流涌向心头。由此使我联想到自己刚到西花厅工作不久，一次总理到卫生间经过走廊时，见到窗台上有浮土，他就亲切地对我说：“小王，你看窗台上有一层浮土，叫服务员擦一擦。”总理住所的清洁卫生工作本来就是由我负责督促检查的，窗台上有浮土，说明我的工作不细心，没有检查到，总理对此并未正面批评，而是婉转地提醒，说明他对身边工作的同志要求严格，然而又非常尊重。有一次，我在工作中不小心将自己的右手背烫了几个小水泡。晚上在给总理治疗时，我格外小心，生怕总理发现。不料次日邓大姐却问起我手的事，说是总理告诉了她，让她关心一下小王的手怎么啦。这点小事，总理都放在心上，时刻关心着他人。
总理患病后，仍然像往常一样，不知疲倦地为党工作。他忍受了一般人难以忍受的病痛折磨，在身体健康状态很差的情况下，坚持每天工作20多小时。常常是连续作战，顾不上吃早点，工作人员只好随身带些极简便的食品，请总理在汽车上吃，或者用开水泡上几块饼干，在开会时喝下，有时因坐着办公时间过长，脚肿了，我们就蹲下去给他老人家按摩一下小腿，促进下肢的血液循环；看到总理实在太困了，就递上一块热毛巾，让他擦一擦脸，提提神。嗓子哑了，就用药水喷一下嗓子。由于过度疲劳，有时就在办公室的椅子上睡着了，我们就提醒他该休息了，但总理总是说：“不行呀！这么多的文件要看、要批。”不得已时，就由身边工作人员陪他老人家散散步、打打乒乓球，调节一下生活节奏。回到卧室后，继续办公，批阅文件。即使上了床，仍半卧着批阅文件。
为了使总理尽早休息，我们就按摩他老人家的肩、肘及腕部，一方面可以使肌肉放松，促进血液循环，另一方面也可以转移其视线，分散注意力，达到使其尽早入睡的目的。对总理这种不要命的工作精神，我们看在眼里，痛在心上，时时刻刻都为他的健康担心，担心总理的病情恶化，担心会把总理的身体累垮。
1973年6月，总理拖着带病的身体，陪同外宾到延安参观访问。一下飞机，总理就激动地说：“我又回到老家了！”一句回到老家，道出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对延安的深情厚爱。在延安，他不住宾馆，住招待所；他不吃大米白面，却吃小米杂粮。当天的午饭后，他不顾旅途的劳累，带上身边工作人员兴致勃勃地登上宝塔山。在宝塔山上，总理俯视山下的延安城区，眺望缓缓东流的延河水，回忆着当年与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无限欣慰地说：“变了，都变了！”我们看出总理的心情特别激动。当我们陪同总理向住处返回时，途中吉普车被陷在延河边的沙滩中，车子怎么也开不动。哪知周总理登宝塔山的消息早已不胫而走，传遍整个延安城，在宝塔山下等候多时的数千名群众，从四面八方涌向被陷在沙滩中的汽车旁，个个激动万分，都想多看总理一眼。我们在车内的同志们焦急万分。这时突然听到周围群众有节奏地喊着“一二、一二”……齐心协力地推着陷在沙滩中的汽车。总理将头探出窗外，向大家频频招手致意，亲切地说：“不要急，慢慢来，注意老乡的安全。”同年，总理还陪外宾去了大寨，75岁高龄的他以带病之躯，健步登上虎头山，那里的七沟八梁都留下了他老人家的光辉足迹。
1974年6月1日，总理因病重离开中南海西花厅，住进解放军305医院。他仍边治疗边工作，以惊人的毅力，与病魔进行顽强的斗争。癌症的后期，是很痛苦的。可是我们的总理从来没有因病痛而皱皱眉头，也尽量不在医护人员面前呻吟一声。由于病情的恶化，双脚肿得连皮鞋也不能穿了，只好临时赶做了一双布鞋，结果又大了一些，我们便向鞋内塞一些纱布棉花。总理就是穿着这双不合脚的布鞋于1975年4月19日会见了朝鲜劳动党金日成主席。后来，病情再度恶化，癌症已经到了晚期，总理的身体极度虚弱、消瘦，再也无法下床走动了，头发、胡须长得很长。我们就劝总理说：“是不是请北京饭店的朱殿华师傅来给你理发。”总理听了后，停顿了一下，对我们说：“我病成这个样子，他看了会难受的，算了吧！还是请你们用剪子剪短一些就行了。”我们只好按照总理的意思，强忍着沉痛的心情，慢慢地、细心地为总理理了发，剪短了胡须。
随着总理病情的不断恶化，守护在总理身边的我，心情也随着总理病情的恶化而更加沉重，不知暗暗地流过多少眼泪。沉重的心情是瞒不过总理的眼睛的。一天，总理突然问我：“最近你怎么不高兴，眼睛老是红红的，也不爱讲话了，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呀？”我回答说：“没有什么，我不是和往常一样吗！”这时，我再也控制不住沉重的心情，眼泪不停地向外涌。但又怕总理看见，在他老人家看不见的地方擦干了泪水，急忙又回到总理病床前。总理默默地摇了摇头，停了一会儿，又亲切地说：“小王，邓大姐很喜欢孩子，你以后要经常带孩子到西花厅来玩，你一定要照顾好邓大姐呀！”我连忙回答说：“总理请您放心，我一定好好照顾邓大姐，一定经常带孩子到西花厅来玩。”
总理和邓大姐没有子女，两位老人家就把别人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关心抚养。记得1962年我的大儿子吴毅3岁时，我第一次把孩子带到了西花厅。总理非常高兴地抱着小吴毅，邓大姐又拿来东西给孩子吃。两位老人和孩子玩得很开心，不时发出朗朗的笑声。1987年吴毅结婚时，邓大姐在西花厅还专门接见了他们，鼓励孩子们要和睦相处，至敬至爱，共同进步，还同他们合影留念，送了珍贵的结婚礼品，并派人参加了他们的结婚典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