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中“五一大扫荡”亲历记（五）
● 徐光耀
就是在这样的时刻，旷伏兆政委带领警备旅二团，从束冀那颗“人头”，跳回了深南。他最迫切的任务，便是收容冲散兵员，恢复部队建制，抚慰群众，稳住根据地的大局。深南，警备旅从1939年起就在这儿活动，为创建这块根据地，打过千百次仗，单是为阻止敌人修筑石德铁路，就付出了多少生命和血汗啊。这儿的人民，从那时起就同我们并肩作战，作出了巨大牺牲。所以军民之间，不仅是血肉至亲，也是生死与共的关系。可眨眼之间，她变成什么样子了呢？我在长篇小说《平原烈火》的开头，曾有这样的描述：
鬼子“皇协”到处跑，到处发横，各村都成立了“维持会”，满眼尽是敌人的势力：白天，满天都是膏药旗；黑夜，遍地都是岗楼灯……老百姓都耷拉了脑袋，眉头上锁起两个大疙瘩。上三十的汉子都留了胡子，剪了发的姑娘又蓄起了辫子，菩萨庙里的香火整天不断，算命先生的生意骤然变得兴隆 —— 时间好像几天之间就倒退了二十年！
这段话写于1949年，距“五一扫荡”只隔七年，完全是我亲见亲闻的写实。而尤为格外刺心的，就是老乡们的眼神，那原本一见我们就亲切含笑迎上来的眼光，猛然间换了，换成闪烁不定的惊怖神情，那是多日不见，忽然患难相逢，又想亲你，又怕亲你，想说话，又不敢说话，爱惧交织的凄惨之情啊！我真不知道世界上是否找得出一名大演员，能把这副表情重现？这实在是刻骨铭心的凄凉与可怕！敌人的血腥屠杀，几天之间，就使民主自由之花的根据地倒退回中世纪去了。
就在这天晚上，旷伏兆把两个人叫到他的面前，一个是宣传干事何作涛，另一个就是我，他冷峻地说：“深南县大队已经叫敌人搞掉了，一部分人牺牲，一部分人回家，一部分人失散隐藏，听说还有一挺机枪‘插’起来了，你俩的任务就是，找到深南县委，在他们协助下，利用一切可能，把失散的人员找到，把机关枪挖出来，恢复深南县大队的建制。”他的话斩钉截铁，没有商量余地。
何作涛当时二十二三岁，我17岁。当即换了便衣，赤手空拳，沉进了这块水深火热的深南大地。
遍地是公路、封锁沟，平均五个村子便有一个岗楼或据点，各村的“维持会”门上都日夜悬着日本旗，找不见民兵，找不见村干部，也找不见任何的抗日组织和团体。多年情同骨肉的群众，彼此本是极为熟悉的，然而，眼下却把我俩视为“灾星”了：我们在哪儿出现，哪儿就会招来杀身毁家的灾祸。
然而共产党确实是一个好党，她的英勇顽强，她的无私无畏，她为人民为祖国的一腔热血，她同人民的战斗情谊，人民看得太清楚了！白天，他们也许会向你背过脸去，晚上，却又管你吃饱喝足。在敌人面前，他们把嘴巴闭紧，转眼敌人不在了，他们又会告诉你：县上或区上的某某，还没有死，就在某处藏着。我们俩就是靠着这个，一个一个找，一处一处问，串了不知多少门户，终于找到了县委成员。
有了县委的协助，日子好过多了。逢着敌人又“拉大网”的时候，我们常常被安排到岗楼下、或干脆住到有据点的村庄去。白日，藏在山药窖里，牲口棚间，晚上，则穿墙越户，小贼似的去敲窗找人。情况遭遇紧时，连我俩也只得分开活动。
有一次，我被单独坚壁在赵邢村，住在村副家里。那时村政权已是“两面”的了，正村长，也叫保长，专管应敌；而村副，则是抗日村长，名义不公开，基本上不与敌人照面，只在暗中与我党接触。村副小名“狗替儿”，当然是名党员。他的妻子，则是个地道农村妇女，从我一进门，她便感受着丈夫被杀、房子被烧的惨祸快要降临在头上了。
一天中午，太阳正毒，村副不在家，已是做午饭的时候，“狗替儿”嫂指使我到街上抱麦根来烧火。我在大门外的麦秸垛上刚刚撕下一抱麦根，忽听得背后人马哄嚷之声，回身一瞧，见一支队伍打个蓝旗走了过来。旗沿上标一行字：“深县警备 ——”我希望下面飘个“旅”字出来，不想飘出来的却是个“队”。我立即意识到伪军进街了，连忙抱起麦根，压住步子，回进家门。
“狗替儿嫂，伪军进街了。”我小声告诉村副夫人。
“在哪儿？”
“就在当街……”
“狗替儿”嫂满脸惨白，眼看要背过气去。好一刻，她忽用指头剜着我说：“那你还不快跑！”
我本来指望她会把我藏起来，她却指着大门说：“出村口，往西！……”
也怪我当时年轻，不懂得细辨情况，立马一头撞出院子，大步向村西走去，然而，西口已布了敌人岗哨，背后也有伪军跟上来。我进退无路，一扭身，闯进道北一家大门，钻过过道，院里一片空旷，没有人影，北房紧闭着门窗，唯东厢房是个牲口棚。急切里无可选择，我一钻，便伏在牲口槽下。胸腔里一阵咚咚响，心脏跳得十分猛烈。
敌人没有跟进来，院里依然静静的。我看着眼前的四条驴腿，一片粪尿，却嫌那粪尿还不够臭，地方还不够脏。就这样，我伏了约一个多小时，在沉静的氛围中，忽有轻轻的脚步声进了院子，且响且近。我正绷紧神经，却听一个女人的声音道：“他大婶儿，你家圆笸箩在家吗？”北屋里回声说：“在家，进来坐吧。”这一问一答的从容，立地给我以敌人走了的感觉，一下子从槽底钻出来，向那女人问道：“大娘，敌人走了吗？”
那大娘吓得身子一闪，晃一晃才站稳了，认出了我是“八路”，着急说：“你怎么在这儿？还不快跑！”我又问：“敌人呢？街上还有没有？”大娘说：“走啦。可谁知人家还来不来呀！……”北屋里也跳出个大婶儿，指着我说：“你什么时候来我们家的？快跑快跑！……”
这回，我真的出了村子西口。这一带尽是盐碱地，远不及滏阳河边禾苗的高大，我在烈日下，在低矮的青苗地中，一直乱趟到天黑，口渴得几乎晕过去……这段经历，经我略加演义，后来写进了中篇小说《冷暖灾星》。
经过近月的搜寻，我们终于找回了12名深南县大队的战士，那挺机枪也“起”出来了（必须说明的是：这些成绩，主要是何作涛努力的结果）。何作涛和我，带着这12名战士，扛着机枪，摸夜赶回石德路南，打算向旷政委胜利交待我们的任务。谁知旷政委没有了，我们找到的却是临时指挥部。指挥部告诉我们一个消息：主力警备旅已经离开冀中，“外转”到黄河边上的冀鲁豫去了。留下来“坚持环境”的，只剩了游击队。真是个晴天霹雳！自参军以来，我一直跟着正规部队转战南北，部队编制齐全，武器精良，能打能走，十分牢靠。可现今呢？我的天！警备旅走了，把我扔在这刀山火海般的平原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