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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与白求恩在一起的日子

发布日期:2019-02-04 信息来源:河北老促会 信息访问量:?

  邹伯勋

我叫邹伯勋,河北省顺平县东阳各庄村人。1926年出生,193810月参加八路军,当时只有12岁,开始在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的政治部宣传队工作。因为嗓音不好,被调到卫生部门。非常巧的是,我的父亲邹左舟,当时也在第三军分区政治部做宣传工作,后任军分区供给部主任。我们也算正南八北的“父子兵”了。虽然在一个部队,但是父子很少谋面。我想家了,就去看看父亲,父亲总是勉励我,不要想家,好好锻炼,做好革命工作。

第三军分区卫生部当时举办了一个看护训练班,叫看护训练队。19391月我在那儿学习了半年,然后就分配到第三军分区的第一休养所当看护员,战斗工作在完县(今顺平)、唐县、曲阳一带。

1939年夏天,白求恩来到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巡诊,我有幸和他在一起工作。那时就听说白求恩是加拿大共产党员,是著名的胸外科医师,当时晋察冀边区条件非常艰苦,白求恩大夫抛弃了国内那么好的医疗条件。到这么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工作,是太不容易了。那真是像毛主席说的,是共产主义精神,国际主义精神。我那时才13岁,第一次见到外国人,心里很激动。在白求恩给伤员做手术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做勤务工作,当护士们的“小助手”。我当时穿着白围裙,手里端着洗脸盆,肩膀头上搭着一条毛巾。这围裙的口袋里边装着一把剪刀什么的。谁要洗手就可在我端着的脸盆里洗,谁要擦手,就可从我肩膀上拿毛巾擦。白求恩看完病人以后就在我这里洗手。他们做手术的时候,我就在手术台旁帮着轰苍蝇。

白求恩工作非常认真责任。那时候工作环境特别艰苦,我们很多医务工作人员、战士染上了疥疮。得了这种病一是浑身奇痒,痒起来简直无法忍受,而且当时没有好的治疗方法。二是传染特别快,因为做的是医务工作,甚至传染到伤员身上。所以就引起白求恩的重视。他就把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集中到一个空院落里面,就叫大家都脱光衣服,站好队。他亲自一个一个地检查。每一个人都要脱光衣服,而且一丝不能挂。检查到我的时候,他大概喜欢小孩子吧,冲着我左边屁股蛋子上打了两巴掌。到现在人们提起这个事的时候,大家都说白求恩“拍过他两巴掌”。有疥疮的“病号”都要集中起来治疗,白求恩亲自组织治疗。他让人把缸里边装满石灰水,把人脱光衣服放到里边,白求恩亲自给每个人用毛刷子洗刷。洗后叫大家去涂上药膏,再站到火边去烤烤。这一招还真灵,不久,医疗工作人员和战士们身上的疥疮就都好了。一个外国人这样认真的工作,令人非常感动。他那种一丝不苟,不怕脏,不怕累的精神,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因为日本鬼子封锁,在那样的条件下开展工作,艰苦难以想象。所谓的手术室不过是用白布搭成的棚子,卫生队用的药品一部分是通过关系在敌占区买的,还有一些是爱国人士捐赠的,但还是极端缺乏。伤员换下的一些敷料,包括纱布、棉花、绷带,上面沾的是脓血、药、药膏那些东西,但这些都得要洗后消毒再重新使用。这些敷料清洗起来非常难,白求恩想了不少办法,他让埋上了三口缸,一串三口缸,上面露着半截,人坐着凳子伸手够得着,让我们这些看护员去洗那些纱布。第一个缸中先用凉水洗那些沾脓带血的纱布、棉花、绷带。第二个缸中是用温水。那时候没有消毒用的碱。只能用当时买的土肥皂,以后连土肥皂都没有了,就改用灰水。木柴灰淋下的灰水,山里的老乡们家里都是用灰水来洗衣服。战士们把木柴烧成炭,象山里老乡那样加水兑成灰水代替碱水。第三口缸放的是热水,漂洗淘洗干净以后再晒上去,就算消毒制作完成了。我因为经常去清洗,手都被那些药水,脏水泡烂了,皮肤被水腐蚀的都破了,很久难于愈合。

我当时就洗第一个缸,那时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副部长游胜华,经常去看医护人员,还在那里亲自给工作人员们示范。

当时有个摄影队来这里拍电影。医护人员洗绷带、纱布这些情节,都给拍到电影里了。当时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电影,一边洗,一边回头看。他还跟别人说,后面的人拿着个破壶,不知道是在做什么。其实人家拿的是摄影机,只是离得远看不清,也不懂。那个片子,后来还拿回到加拿大去加工拍摄,可能在白求恩去世后,都没有拍完。在聂荣臻的回忆里提到过,有一个没有拍完的片子带回去了,可能说的就是这件事。假如那个片子还在,我还真想看一看,看看自己小时候长得怎么样,那会13岁,现在转眼就90岁了。

白求恩工作非常认真,我记得有一次对病人进行会诊,诊所就在一个场院里,放上桌子,放上床铺,做诊断床,对病人检查。当时我对医学还一窍不通,看到白求恩把纱布扯成一寸多宽的条型的胸布,将那个病人一道一道的缠起来。我想那位病人可能是胸膜炎,这样做是为了减轻病人的痛苦。可见白求恩为了病人,想得非常细致、周到。他对做手术的伤员都亲自去看,亲自去查病房。那时病房里是用砖泥、土坯盘成的一个个小炕,就像病床一样。有睡大炕的,腿上有伤的头朝内腿朝外,他经常到炕头上面对面地来慰问伤员,一个个查问,问伤员换了药疼不疼啊等等。他还叫换药的护士随时去查问。

我到现在还带着白求恩的一个像。那是一个白求恩大夫的小塑像。因为我对白求恩非常尊重,所以就把它长时间摆放在家里。除了毛主席的像,别的像没有,就放着白求恩的像。

白求恩同志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他吃的东西,都和医疗人员一样。他那时爱吃土豆。他曾经养过一个哈巴狗。1939年反扫荡,担架上抬着他走在夜行队伍中,那条哈巴狗还跟着他。有人问,谁的狗啊?说白求恩的狗。我还用饼干去喂过它。所谓饼干就是那年反扫荡中,每个人给了一点老乡自己烤的饼,那小狗咬不动呀,也就没有吃。后来白求恩大夫逝世了,小狗也不知道哪里去了。

白求恩的性格是挺有涵养的,有时候为了医疗,讲原则认真起来也犯急,甚至脾气很大。有一次他看到我们给伤员包扎用的纱布都是黑色的,虽然用肥皂洗过,消过毒,但是怎么洗也洗不干净,消毒蒸出来还是黑乎乎的。白求恩看到那些东西,还要给伤员人用,他就气呼呼的都给扔了。他当时一下子没有想到,在敌后,日本鬼子经济封锁包围,国民党不要说药品,子弹、粮饷也不供给,在哪里去搞充足的药品给伤病员看病。但是出发点是好的,但当时在敌后那个条件下,用上一块纱布是很难的。他只想纱布、绷带都乌黑、脏旧成那样了,还给病人用,那是太不合乎医疗要求的。说明了他对工作的极端认真、负责任,他的脾气急上来,像十八九岁的小伙子。所以在当时有些人就怕他。我那时年龄小,白求恩大夫从来不给我们小孩子发脾气,他发起脾气来,我也不知道怕他,还是非常尊重他。

那时的情况,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由于日寇的大扫荡,卫生队员也分散住在附近老乡家里。部队所需的物资和药品得不到及时补充,战士们一旦生病就要闯一次“鬼门关”。我曾得过两次重病,第一次是回归热,它是由虱子传染致病,发热高烧不退,我整整昏迷了三天。负责治疗的医生对我说:“你真命大,我们把棺材都给你准备好了。”第二次得的是疟疾,那时候根本没有治疗疟疾的特效药,正在他打算听天由命时,当地农民告诉他一个偏方,没有想到把病真给治好了。

我在生病期间,日军不停地对附近地区进行扫荡,有一次哨兵发现村东边的山上有敌人,只得和战友再次转移,撤退的时候,敌人的机关枪不停地的扫射,眼看就要到安全的地方了,我不慎将脚上鞋子掉了一只,我正要回身去捡,敌人子弹密集地打了过来,我身上的棉袄被打穿了八个洞,但人却毫发未损,堪称奇迹。(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