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邹伯勋
我叫邹伯勋，河北省顺平县东阳各庄村人。1926年出生，1938年10月参加八路军，当时只有12岁，开始在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的政治部宣传队工作。因为嗓音不好，被调到卫生部门。非常巧的是，我的父亲邹左舟，当时也在第三军分区政治部做宣传工作，后任军分区供给部主任。我们也算正南八北的“父子兵”了。虽然在一个部队，但是父子很少谋面。我想家了，就去看看父亲，父亲总是勉励我，不要想家，好好锻炼，做好革命工作。
第三军分区卫生部当时举办了一个看护训练班，叫看护训练队。1939年1月我在那儿学习了半年，然后就分配到第三军分区的第一休养所当看护员，战斗工作在完县（今顺平）、唐县、曲阳一带。
1939年夏天，白求恩来到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巡诊，我有幸和他在一起工作。那时就听说白求恩是加拿大共产党员，是著名的胸外科医师，当时晋察冀边区条件非常艰苦，白求恩大夫抛弃了国内那么好的医疗条件。到这么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工作，是太不容易了。那真是像毛主席说的，是共产主义精神，国际主义精神。我那时才13岁，第一次见到外国人，心里很激动。在白求恩给伤员做手术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做勤务工作，当护士们的“小助手”。我当时穿着白围裙，手里端着洗脸盆，肩膀头上搭着一条毛巾。这围裙的口袋里边装着一把剪刀什么的。谁要洗手就可在我端着的脸盆里洗，谁要擦手，就可从我肩膀上拿毛巾擦。白求恩看完病人以后就在我这里洗手。他们做手术的时候，我就在手术台旁帮着轰苍蝇。
白求恩工作非常认真责任。那时候工作环境特别艰苦，我们很多医务工作人员、战士染上了疥疮。得了这种病一是浑身奇痒，痒起来简直无法忍受，而且当时没有好的治疗方法。二是传染特别快，因为做的是医务工作，甚至传染到伤员身上。所以就引起白求恩的重视。他就把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集中到一个空院落里面，就叫大家都脱光衣服，站好队。他亲自一个一个地检查。每一个人都要脱光衣服，而且一丝不能挂。检查到我的时候，他大概喜欢小孩子吧，冲着我左边屁股蛋子上打了两巴掌。到现在人们提起这个事的时候，大家都说白求恩“拍过他两巴掌”。有疥疮的“病号”都要集中起来治疗，白求恩亲自组织治疗。他让人把缸里边装满石灰水，把人脱光衣服放到里边，白求恩亲自给每个人用毛刷子洗刷。洗后叫大家去涂上药膏，再站到火边去烤烤。这一招还真灵，不久，医疗工作人员和战士们身上的疥疮就都好了。一个外国人这样认真的工作，令人非常感动。他那种一丝不苟，不怕脏，不怕累的精神，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因为日本鬼子封锁，在那样的条件下开展工作，艰苦难以想象。所谓的手术室不过是用白布搭成的棚子，卫生队用的药品一部分是通过关系在敌占区买的，还有一些是爱国人士捐赠的，但还是极端缺乏。伤员换下的一些敷料，包括纱布、棉花、绷带，上面沾的是脓血、药、药膏那些东西，但这些都得要洗后消毒再重新使用。这些敷料清洗起来非常难，白求恩想了不少办法，他让埋上了三口缸，一串三口缸，上面露着半截，人坐着凳子伸手够得着，让我们这些看护员去洗那些纱布。第一个缸中先用凉水洗那些沾脓带血的纱布、棉花、绷带。第二个缸中是用温水。那时候没有消毒用的碱。只能用当时买的土肥皂，以后连土肥皂都没有了，就改用灰水。木柴灰淋下的灰水，山里的老乡们家里都是用灰水来洗衣服。战士们把木柴烧成炭，象山里老乡那样加水兑成灰水代替碱水。第三口缸放的是热水，漂洗淘洗干净以后再晒上去，就算消毒制作完成了。我因为经常去清洗，手都被那些药水，脏水泡烂了，皮肤被水腐蚀的都破了，很久难于愈合。
我当时就洗第一个缸，那时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副部长游胜华，经常去看医护人员，还在那里亲自给工作人员们示范。
当时有个摄影队来这里拍电影。医护人员洗绷带、纱布这些情节，都给拍到电影里了。当时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电影，一边洗，一边回头看。他还跟别人说，后面的人拿着个破壶，不知道是在做什么。其实人家拿的是摄影机，只是离得远看不清，也不懂。那个片子，后来还拿回到加拿大去加工拍摄，可能在白求恩去世后，都没有拍完。在聂荣臻的回忆里提到过，有一个没有拍完的片子带回去了，可能说的就是这件事。假如那个片子还在，我还真想看一看，看看自己小时候长得怎么样，那会13岁，现在转眼就90岁了。
白求恩工作非常认真，我记得有一次对病人进行会诊，诊所就在一个场院里，放上桌子，放上床铺，做诊断床，对病人检查。当时我对医学还一窍不通，看到白求恩把纱布扯成一寸多宽的条型的胸布，将那个病人一道一道的缠起来。我想那位病人可能是胸膜炎，这样做是为了减轻病人的痛苦。可见白求恩为了病人，想得非常细致、周到。他对做手术的伤员都亲自去看，亲自去查病房。那时病房里是用砖泥、土坯盘成的一个个小炕，就像病床一样。有睡大炕的，腿上有伤的头朝内腿朝外，他经常到炕头上面对面地来慰问伤员，一个个查问，问伤员换了药疼不疼啊等等。他还叫换药的护士随时去查问。
我到现在还带着白求恩的一个像。那是一个白求恩大夫的小塑像。因为我对白求恩非常尊重，所以就把它长时间摆放在家里。除了毛主席的像，别的像没有，就放着白求恩的像。
白求恩同志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他吃的东西，都和医疗人员一样。他那时爱吃土豆。他曾经养过一个哈巴狗。1939年反扫荡，担架上抬着他走在夜行队伍中，那条哈巴狗还跟着他。有人问，谁的狗啊？说白求恩的狗。我还用饼干去喂过它。所谓饼干就是那年反扫荡中，每个人给了一点老乡自己烤的饼，那小狗咬不动呀，也就没有吃。后来白求恩大夫逝世了，小狗也不知道哪里去了。
白求恩的性格是挺有涵养的，有时候为了医疗，讲原则认真起来也犯急，甚至脾气很大。有一次他看到我们给伤员包扎用的纱布都是黑色的，虽然用肥皂洗过，消过毒，但是怎么洗也洗不干净，消毒蒸出来还是黑乎乎的。白求恩看到那些东西，还要给伤员人用，他就气呼呼的都给扔了。他当时一下子没有想到，在敌后，日本鬼子经济封锁包围，国民党不要说药品，子弹、粮饷也不供给，在哪里去搞充足的药品给伤病员看病。但是出发点是好的，但当时在敌后那个条件下，用上一块纱布是很难的。他只想纱布、绷带都乌黑、脏旧成那样了，还给病人用，那是太不合乎医疗要求的。说明了他对工作的极端认真、负责任，他的脾气急上来，像十八九岁的小伙子。所以在当时有些人就怕他。我那时年龄小，白求恩大夫从来不给我们小孩子发脾气，他发起脾气来，我也不知道怕他，还是非常尊重他。
那时的情况，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由于日寇的大扫荡，卫生队员也分散住在附近老乡家里。部队所需的物资和药品得不到及时补充，战士们一旦生病就要闯一次“鬼门关”。我曾得过两次重病，第一次是回归热，它是由虱子传染致病，发热高烧不退，我整整昏迷了三天。负责治疗的医生对我说：“你真命大，我们把棺材都给你准备好了。”第二次得的是疟疾，那时候根本没有治疗疟疾的特效药，正在他打算听天由命时，当地农民告诉他一个偏方，没有想到把病真给治好了。
我在生病期间，日军不停地对附近地区进行扫荡，有一次哨兵发现村东边的山上有敌人，只得和战友再次转移，撤退的时候，敌人的机关枪不停地的扫射，眼看就要到安全的地方了，我不慎将脚上鞋子掉了一只，我正要回身去捡，敌人子弹密集地打了过来，我身上的棉袄被打穿了八个洞，但人却毫发未损，堪称奇迹。（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