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中“五一大扫荡”亲历记（七）
● 徐光耀
梦断冶庄头
分区指挥部共集中了约30多人，尽是排、连、营级干部，编成一队 —— 姑名之为“外转”大队吧，指定一名营教导员领头。当夜即出发，连跨石德、沧石二路，天傍明，宿在深安路上西蒲町据点附近的一个村庄。这村庄的名字忘记了，是我们“外转”干部中另一名锄奸干部张治平的家。这三十人都穿便衣，没有一支枪，也就无所谓“备战”，宿营只能投靠亲友找关系了。这张治平，动员起亲族邻居的力量，为我们安置了住处。
第二夜，掉头西进，通过安平地界，到达深泽定县交界的北冶庄头村。分区指挥部交待过，叫我们就在这一带找到七分区的司令部，然后由他们派兵护送我们过平汉路，一进入北岳山区根据地，我们就算“到家”了。将来的战斗岗位，由晋察冀军区分配。
北冶庄头，是个工作基础极好的村子，地下支部完整地保存着，虽是“两面政权”，却在我党的全面掌握之下。我们这30多人，按村干部的安排高度分散，差不多一人藏一家，中间互不联络，谁也不知道谁住哪里。这好像是他们安置往来干部早已形成的习惯。
分给我的一家，是靠村西北角的大地主。户主叫宋葆真，40来岁，生得匀称白净，有文化，显得机灵精干。他有内外两大套院子：内院是住宅，房高墙厚，一律青砖砌成，肯定是村中一流的富户。外为大杂院，一溜车棚、柴棚、牲口棚，又一溜是长工们住的草棚和家具棚，外加猪圈、粪场、垫脚土堆，还有很大一个花池子，种满凤仙花、草茉莉等等。这一切都给一带短墙围着。短墙只有一人高，墙外便是野地了。
当时我当兵、入党已五年，又是锄奸干部，阶级警惕性是很高的。被分到这么个大地主家来，心中颇为疑虑，生怕一旦情况危急，会落个四面悬空。然而，既是村中党支部的安排，且与两个长工住在草棚，有阶级弟兄在侧，也就不好挑五拣六，另提要求了。
第二天，一天无事。到黄昏，村干部递来消息：七分区司令部还没有找到；而四周据点，又在抓夫要车，进出频繁，有蠢动模样，提醒我们多加小心。然而，怎么个“小心”法，却没有具体措施。跟我所依靠的一老一壮两位长工商量，他们习以为常，说：“咳，‘扫荡’是家常便饭，说来就来，有啥法子？到时候见事行事得啦。”我问：“明日拂晓之前，可否躲到高粱地里去？”他们也含含糊糊，说：“高粱地常是鬼子搜的重点，弄不好，还会撞在枪口上。”
因为心里不安，夜晚一直在炕上翻腾，很晚了才睡着。本来决心还是明早去高粱地的，因年轻睡得实，一睁眼时，天已大亮。赶紧一蹶起来，忙去短墙下朝外探看。这一看不要紧，大祸果然临头了。村沿、树下、土坑、道沟，都已趴满了鬼子，村子显然被严密地包围了。我急忙跑回草棚，向长工们报告这一消息。他们一骨碌爬起来，连说“别慌别慌”，老长工抓把笤帚给我，教我快打扫牲口棚。我一边扫着，一边想该怎么藏起来。这时，村西响了两枪，随后北、东、南，各有两枪响应。接着杀声腾起，马蹄震地，敌人涌进街来了。我们住村边，一阵人马哄震之后，很快传来咚咚的打门声。壮年长工不敢怠慢，赶忙去开大门。老年长工却抄起手推独轮车，招呼我拿铁锨，往车上扔垫脚土，装出要给猪崽儿们垫圈的样子。这时我还在问：“不能藏了吗？”老长工说：“这么大院子，藏不住人。”说话时，一声喝喊，从大门涌进来一群伪军，气汹汹朝我们把手一挥：“走！走！街当里集合！—— 都去！”
我跟在老长工背后，随他往村子中间走。路上，鬼子伪军穿梭乱窜，其中一个伪军打着我的脸道：“小八路儿！”我睁眼看时，他却笑一下，走过去了。这提醒我，必是什么地方我比真老百姓还有些异样。于是把背更驼些，把肩更耸些，把眼睛垂得更低些。
全村群众被从四面八方驱赶到广场上来。男的，命令排成四路横队；女的，则排成两路，站在男队之后。四围是大群挺着刺刀的鬼子兵。靠西墙，有几个日本军官和一个翻译，不断地向群众吼叫发威。其中一个当官的，提着三尺长的一根枣木擀杖，不讲任何原因地找人殴打。他打人的凶狠恶毒，是惨绝人寰的：双臂抡圆，一杖下去，立即臂断神昏。有个壮年老乡，“宣抚班”要他打浆糊好贴宣传品，他端着浆糊锅乖乖地在场边路过，不提防那鬼子突然一棍，立地扑倒，泼洒一地的浆糊，当即被鲜血染红……
男人的四路横队是面向敌人排列的。因为谁也不愿站在第一排，人人争着往后挤。我不是本村人，更非老百姓，群众的心眼自明，但在滚着疙瘩争往后挤的时候，老乡们都有意让着我，凡遇到挨肩紧挤的肩膀，无不自动闪开，结果使我排在了第四排接近末尾的最佳位置。
不过，还是“在劫难逃”。日本军官发出命令，要从男人队里挑十个人出来。于是鬼子汉奸上来一伙，从队里一个一个往外挑人。已经挑到“第九”，伪军喊“还差一个！”正在此时，一个满脸大麻子的高个儿伪军，伸着他长长的胳膊，探过三排人头，点着我的下颏说：“出来，出来！”我无可遁逃，只得分开三排群众，随他走了出去。
我们十个人，被集中在广场旁侧的街角上，三个伪军端着贼闪闪的刺刀，逼堵在眼前。十个人中，连我有三个半大孩子，我那时虽说十七岁，因连年劳碌疲乏，营养极差，个子还没有发起来。而其他九人，一概是本村老乡，他们明镜似的知道，独我是个“八路”。也许正由于此，有三个老乡一直吓得发抖，其中一个竟悄悄问伪军：“老总，叫我们干什么呀？”伪军很不屑地回答：“干活儿！”这句话尽管不可信，还是使人产生了希望，当旁边梢门洞里出来个黑衣“警官”，朝这边招手说：“来三个！”我们十个人便齐头往前一拥，都争着要去。不想那“警官”一摆手说：“不要小孩儿！”这样，包括我们三个小孩儿在内的七个人，只得留下来。
过了三分钟，梢门洞院子里便传出一声声惨叫，混合着一阵阵棍棒捶打的声音，那叫声之凄厉，直撕人心肺，刚刚进去的三个人，显然是在遭受严刑拷打。一时间，我们这七个人都吓傻了。我立即意识到：那在梢门洞里的一群，很可能就是“红部”或“宪兵”之类的特务机关，是些杀人不眨眼凶残透顶的恶魔。那三个老乡被逼问的，必是党和抗日干部的组织。我望望天色，天色一片灰暗，仿佛在告诫说：今天，你插翅也逃不出去了！
我立即替自己编造假口供，我绝不能暴露自己的身分，好家伙，锄奸干部！这正是敌人一直在细心追踪的“赤匪特务”呀！一旦落在这伙人手里，那可真要死无葬身之地了！当然，我也不能说自己是冶庄头人，不然，让你指认村干部，又怎么推托呢？我知道附近有个村庄叫西固罗，来路上曾经经过这个村子。我想，我只能是西固罗的一名农家学生，到冶庄头串亲戚来了。
我的口供尚未编圆，梢门洞里又要进三个人去，于是又一阵惨叫。剩下我们这四个人，在战栗中等待下一轮的呼叫。正在这时，村外起了一片枪声，几十响过去，又戛然停止了。隔不到一刻，从街那头呼隆隆涌来又一群伪军，押着个五花大绑的人，正是我们“外转”大队中的老杜。他被押进大梢门，一眨眼工夫，那惨绝人寰的嚎叫，就传了出来。我的一生神经被无情地折磨有过许多次，这一次，才是最为痛裂肝肠的……
梢门洞里拷打声渐歇，好一会儿，没有再从我们四个人中要人。从梢门洞里出来二、三“警官”，叼着烟闲散地遛逛，一副打人打累了的模样。用刺刀逼堵我们的伪军，也打个呵欠，这启发了我们四人中的那个大人，他不失时机地凑近一名伪军，悄密密地说，他的家就在房后，十来步就到，抽屉里放着一笔钱，“请老总跟我去拿。”那伪军左右瞧了两眼，拿枪翅子把他一拨，就跟他去了。约十多分钟工夫，不再见他俩露面。
这大大鼓舞了另外两个孩子，一齐向伪军哀求，说他们的家也很近，爹妈的钱就在炕席或蜡扦底下，求老总快快去拿。于是另一伪军又押着个孩子走了。眼下，只剩下两个孩子了，那个小老乡看到了被释前景，急切地叙说他家的钱有多少，藏在什么地方，是如何如何由他爹妈挣来的。他眼里流动的那份真诚，连我也感动了。可是，这对我却是个绝大的威胁，一则，我无法声称有钱；二则，我口音不对，也不敢开口。干愣干愣地在那儿戳着，又显眼得可疑，简直就是手足无措 —— 其实，那孩子何必苦苦哀求，他只消把眼珠儿斜斜一转，给伪军递个眼色，暗示他旁边这人就是“八路”，立即就解脱了，安全了。然而，这却是不可能的。他们意识中绝对明确：哪怕把他们皮开肉绽地打死，他们也不会出卖身边的八路军的！在他们面前，我当时就会感到：杀不绝老百姓，就杀不绝八路军！……
但是，看着我俩的伪军却一步步增加着他的恼火，别人都赚了钱走了，独剩他两手空空，跟那孩子走吧，还有个我无人看管；扭头四下乱看，一时又抓不到顶难忘与白求恩在一起的日子（下）替，万般无奈，便动手翻搜我俩的腰间和衣服，指望发一点小财。这可实实在在吓了我一身冷汗！我表面是便衣，内里却套着一条军装裤子，它本是草绿色的，我在三十一地区队时，曾用锅底灰掺着砸烂的槐铃豆揉染过，但染得不成功，变成了灰不灰绿不绿。可怜这伪军一门心思只在钱上，竟不曾看见如此眼生的灰绿变异。使我已经提到嗓子眼儿来的心，又放下去了。
在这村中广场的最后一幕，是听鬼子军官"训话"。这个军官长得很典型：滚圆肥胖，亦虎亦熊，指挥刀丁丁当当地磕打着马靴，酷肖袁世海在《红灯记》中扮演的那个鸠山。大约他是今日这支鬼子兵的最高司令了。因为他要“训话”，汉奸们赶忙驱动群众的六路横队齐齐站好，肃静恭听。押着我俩的伪军也请示他的上级，“这两个小孩儿怎么办？”汉奸一挥手：“让他们也听听。”于是我俩被放归于群众。以往，我没有从近处看到过日本军官，这次，便躲在两个肩膀后面，从缝隙中盯着这个“鸠山”。
他哇啦哇啦讲了三点，据汉奸的翻译：其一，每天给“皇军”送报告；其二，砍掉所有树上的树枝树杈；其三，填平残存的“八路”道沟。倘有哪一项做不到，都紧跟着一句“死啦死啦的有！”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