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中“五一大扫荡”亲历记（一）
● 徐光耀
“五一大扫荡”，是日本侵略者对冀中抗日根据地一次罪恶滔天的摧残，是中华民族在20世纪经历的另一场浩劫。尽管过去60年了，我们无论如何不可把它忘记。
凡经历过这场浩劫的人，都能记得当时流行的谣谚俗语，比如：“无村不戴孝，户户闻哭声”，“出门必过路，夜观岗楼灯”；比如：“经过五一大扫荡，不死也得脱层皮”，“军民本是一家人，都在刺刀尖上打‘愣愣’”；比如：“下了碾子上磨，过了筛子过箩”等等，我不止一次听到老红军说：“就是万里长征，也没有这次扫荡残酷！”
关于这次扫荡，就连一本本反映抗日战争的史书上，或简略几笔，或挂一漏万，很少能反映那一时期的具体真实。对那些持有“只宣传胜利，不宣传失败”的观点的人来说，就更是如此。现在，友人约我写一点相关回忆，以纪念党的80周年。这当然是件很有意义的好事。但是，我没有掌握全局的条件，只能就个人的亲见亲闻，说说我的经历，说不定依然是挂一漏万。
地图上的两颗“人头”
1942年春季，我在冀中警备旅（兼第六军分区）锄奸科当干事。那时，干锄奸科这一行的，可以到处“乱闯”。有一天，忘了是为点什么，我闯进了分区司令部的作战室，值班参谋本来认识，点头让座。我还没顾上坐，便给挂满一墙的地图吸引住了。这是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一张一张地拼接起来，钉在墙上。上面还用大头针插着许多三角小旗：红色是我们部队；蓝色的是敌人。
我大吃了一惊：我们插着红旗的六分区根据地，只剩下一小点了。
这是张全分区的敌我态势图。它西起石家庄，东至衡水滏阳河，南至宁晋县城，北至沧石公路，蓝旗像黑森森一面大网，覆盖着横七竖八的点、线。大网中间还穿插着两根粗黑线：一根是沧石路，一根是石德路，上面糖葫芦似的穿着大串敌人据点。
这一张大网，从石家庄往东卷空铺来，而在其正中偏左，却破开着两个“大洞”，形象很像两颗“人头”：在石德路南的一颗，像个戴草帽的；夹在石德路与沧石路中间的一颗，则像个戴毡帽头的。这两颗“人头”，就是我们现存的六分区抗日根据地。它所占面积，仅在纵横五六十里至七八十里之间，各约现在平原上半个县那么大。作为分区一名锄奸干部，我一直不曾想到，我们已陷入严密的天罗地网之中了。
当初，我们六分区可不是这么一丁点，1940年时，六分区共辖十一县，西从正（定）获（鹿），东至深（县）、冀（县），南达滏阳河，北至束鹿、晋县，东西长230里，南北最宽达115里，共6000平方公里面积，人口约230万。可是，敌人连年用“火网蛛网的囚笼”加“强化治安”，再加步步为营的“蚕食政策”，在政治、经济、军事一齐上的“总体”侵蚀下，我虽历经拼死抗争，终被挤并压缩，剩下这两颗“人头”了。
近年，我从吕正操的文章中，获得这样一串数字，即：以1942年年中计，敌人在冀中共建了1773个据点与碉堡，据有铁路1539里，公路15166里，挖封锁沟、筑墙8373里，用这些，把冀中切割成2670个小块。可以想像，我们这两颗“人头”已成怎样一幅景象。
当然，我也清楚：在敌人大网的笼罩下，还活跃着我们的县区游击队，还有十分精干的党政干部，钻入敌后之敌后，一砖一瓦地为革命筑基拼搏。在六分区之邻，还有七、八、九、十，四个分区，还有深（县）、武（强）、饶（阳）、安（平）一大片中心腹地；同我们六分区一样，每分区都保持着两个主力团，还有以吕正操、程子华为首的军区指挥机关；更不要说还有互为支援的北岳、冀东、晋冀鲁豫等诸战略根据地了。所以，敌人的大网不可能把我们征服，我们仍是有力量、有人心的。
然而，尖锐的问题是，敌人还在继续疯狂地向我们进攻呢。它还在每日每时地加筑据点，增修公路，拼命地向我两颗“人头”挤压。而这两颗“人头”，此时此刻显得多么孤独，多么单薄啊！
我望了望值班参谋。他正安静而从容地望着我，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安。于是我引发了另一个反应：他的神经真是坚强。在这样的地图面前，居然还能坐得住！试想，只消四周敌人齐头并进地往里一挤，我们的部队——那几面疏疏落落的三角小红旗，不就像风前蜡烛一样，飘忽一下就熄灭了吗？……
但是，我立即暗暗自惭了。大街上的战斗部队还在正常操练，他们雄壮地喊着“一二三四”，豪迈地唱着军歌，那“踏踏踏踏”的脚步声，直从窗外传来。在这些勇士面前，你一个锄奸干部，有什么值得失惊打怪，心旌动摇的呢？
我在辞了作战室往回走的路上，仍禁不住想，前十多天，司令员王长江在军事形势报告中承认：敌人的第五次“强化治安”及其“蚕食政策”，是极其恶毒残暴的，但也是成功的，根据地确在日益缩小。这说明，敌人已接受了往日的教训，他们的“九路围攻”，“铁壁合围”，“篦梳扫荡”等等一系列“鲸吞”政策，都失败了。而近日，他们改变了方法。我们必须做好精神准备，拼尽全力，与敌人作殊死搏斗……他所说的，正是这张地图上显示的严峻形势啊！
事隔60多年，至今留在我心上的一个极强烈的愿望，便是想法子把当年这幅地图找到，好好装裱起来，张挂于我们的大展览馆，以使后人看看那份严峻，那份“星罗棋布，沟路如网”的态势，以及它所反映着的那一份战斗精神。
松松垮垮“地狗子”
“五一大扫荡”虽说开始于5月1日，但就两颗“人头”说，情况又各自不同。夹在两路中间的深南这一颗，较早卷入了“铁环阵”；至于石德路南的束冀一块，因非敌之主攻方向，待到深、武、饶、安大战初告结束，敌人才把重兵移过来。其时已是麦收刚过，秋苗渐长的季节了。
当时，分区主力警备旅，已分为两个部分：旅直属队及一团（此团为野战大团，有十四个连）分在深南，主要领导都在这边。二团（新缩编的基干团，五个大连）则由旅政委旷伏兆率领，在路南的束冀活动，并组织了一个临时指挥部。战备极端紧张，机关大大缩减，体弱病残及非战斗人员，都做了分散安置。恰在此时，我和其他数名干事，被召到政治部，命令到县区游击队去“检查工作”。不久我便悟到，什么“检查工作”，不过是精简机关，保存力量的方式罢了。
我那时年轻有干劲，凡事严肃认真，当夜就背起小背包，来到了束冀县七区小队。
七区小队约30人，三个班，由一名叫王丐的副政委率领。每人一支步枪，两三枚手榴弹，弹药杂而少。大部分人穿便衣，穿军衣的也是有裤无褂。战士们见了首长，连个“敬礼”都不会，纯是一群“拿着枪的农民”。我那时17岁，尽管像个娃娃，却军装笔挺，皮带帽徽绑腿齐全，在他们中间一站，不但是鹤立鸡群，还生了点“钦差大臣”的气派。
其实，外表还在其次，这区小队的自由散漫、吊儿郎当，排着队还吸烟的样子，着实令人看不入眼。过了几天，我便给副政委王丐提意见，要整顿作风，加强纪律，反“扫荡”这么紧张，散漫下去会吃大亏的。王丐近30岁，是个倔人，我的话他显然不爱听，可也不辩驳。我见他没有动作，又再一再二地催。终至使他一见我便撅起嘴来，本应和我商量的政务，也不跟我商量了。这当然也引起我的不满。
七区区委书记来了，他是区小队的政委，生得白净秀气，像个文化人，和王丐关系很好，一见面就笑哈哈地叫他“王八盖（丐）儿”。他二人咕咕了大半天，傍晚，在辞去之前，约我谈话，淡淡地劝我说：区小队本来就是游击队，有点游击习气在所难免，不能按正规部队一样要求。王丐同志是个直人，跟他谈话得注意方式……然后很客气地握握手，走了。这给我一个突出的印象：王丐告了我的状，而区委书记是站在王丐一边的。便不由地想：这支连伪军都叫他“地狗子”的队伍，还真的挺难弄！（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