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养生之道（八）
5、夫妻情
总理病危期间，还牵挂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也牵挂着几十年风雨同舟的伴侣，总理对邓大姐的关心一直持续到生命的终结。他多次嘱托我和身边其他同志，“要照顾好大姐！”他在去世前几天，还费力地与床前的大姐交谈。
有一件事最能体现他们的夫妻深情。有一年夏天，邓大姐感冒、发烧、头痛，服了安眠药，先坐在沙发上休息，我出去倒洗漱水，告诉她等我回来再扶她上床。但没等我回来，她便自己向床边走去。走到床边时险些跌倒，幸亏我赶快把她抱住，搀她坐在床边，同时按铃叫服务员高云秀来帮忙。这时大姐昏睡、身体瘫软，我数数脉搏正常。高云秀来了仍不放心，我说那你去请大夫来看看吧。她急匆匆从总理的饭桌前跑过，惊动了总理，他立即放下筷子快步赶来，看见大姐“昏迷不醒”，情急之中大声喊道：“小超！小超！”这呼喊震撼人心，表现出生死相依的情感，催人泪下，感人至深。
总理去世那天早上，大姐得到通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病房。他在总理额头神情地最后一吻，并且说：“恩来呀！安息吧！”表示最后的诀别。之后的许多天，大姐总是反复问我：“小许！总理去世那天早上，我赶到医院只看见你们在他脸上压了个大黑皮球（指人工呼吸器），小许啊！那天我到底赶上了没有？”我说：“大姐赶上了。”大姐还说：“我真后悔，那几天我就应该住在医院里，还应该和总理照个相，机会是有的，比如见外宾之后。唉！我怎么就没想起来呢！”
说到这里，让我不禁想起总理和大姐的一张合影的往事。那是1970年，西花厅全体工作人员都想和总理合影。大姐也很同意并计划在4月中旬西花厅海棠花盛开时照，可是总理一直很忙，大姐不忍心打扰总理，就一拖再拖，直拖到5月12日。这天天气好，大姐看总理睡眠好，工作稍轻松，也较愉快，就决定和总理照相。先是让我去和总理说，我随即进屋对总理说：“大姐和身边工作人员都希望能和总理照张相。大家先站好，再来请您，不会耽误您很多时间。”总理欣然同意。然后就请保健处、服务处、车管处的有关人员来西花厅先站好位置。总理出来后，先和工作人员合影，然后在大家提议下，总理也和大姐照了一张。这是大姐和总理的最后一张合影，它深藏着他们夫妻间的深情和大姐的良苦用心。
6、牢记嘱托
在总理逝世后，我在中南海保健处和邓大姐轮流上班，陪伴她老人家，保护她的健康。1980年6月26日，邓大姐不慎发生左前臂骨折，疼痛难忍。那天，我在保健处值班。有一位同志告诉我，大姐在发生骨折后就念叨：“要是小许在我这儿就好了，她动作轻，可以减轻我的痛苦，哪怕三天也好呵！可是现在我不好意思再叫她了。”听到这个消息，我马上把小孩交给原来带孩子的杨大娘，27日就到大姐身边上班，又照顾她半年。
周总理和邓大姐对我本人和我的家庭都十分关心、爱护。1983年组织上要调我的丈夫顾英奇到卫生部工作，我不愿意让他去。大姐得知后，就耐心地做我的工作，她说：“小许啊！你可不能拖老顾的后腿，卫生部要他去，你就要支持他去。我就从来不拖恩来的后腿。而且，不愿意两个人在同一单位工作，他在国务院，我在妇联。”邓大姐还邀请我们全家到西花厅做客；找顾英奇去谈“文革”，谈工作；把《沈钧儒先生的健身方法》一书交给顾英奇，让他设法再版，怕再不抢救就失传了。
周总理和邓大姐像对待亲生女儿那样关心、爱护、培养我一步步地成长。“小许别跑，我等着你！”当年总理外出前那亲切的呼唤给我多少激励和温暖！他老人家没有亲生儿女，但他去世后护送灵车的人流如潮；总理遗体火化前，悲恸的哭声感天动地，透过火化炉的观察窗，我看见红红的炉火循着伟人的身躯燃烧，最后他为神州大地留下了一身洁白！至今，我珍藏着总理生前脱落的一颗牙齿和两根黝黑的眉毛，珍藏着记录西花厅岁月的合影，更珍藏着对两位可敬老人的深深的怀念！周恩来总理、邓颖超大姐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周恩来关心保健医生
总理的工作是最忙的，也是最辛苦的。我到西花厅去时，经常遇到这样的情景，周恩来坐在马桶上还得办公，为了安排国家的大事和外事活动，他常常是在毛泽东入睡以后，才去休息。因此，周恩来经常通电话给机要秘书室，甚至直接给毛泽东的卫士值班室打电话，了解毛泽东的生活、工作情况。这样一来，周恩来入睡也要经常靠安眠药剂帮助了，这好像也是中央领导层中多数人的通病。
第一次给周恩来看病，是我进入中南海工作不久，傅连暲带金茂岳和我三个人为周恩来检查身体，周恩来经常留少量鼻血，并为此小病受苦，他自己的办法是经常用盐水棉棒擦洗。经我检查，发现鼻中隔左侧的粘膜上有麦粒大小的浅表性溃疡面，我把检查所见向傅连暲、金茂岳报告后。周恩来问：
“如何治疗？”他被这小病折磨得够苦的了，急于想治好。
我提出了我的治疗方法：
“可以用硝酸银轻轻地腐蚀一下，以促进疡面的愈合。”
周恩来听后，带着微笑表态说：“那好啊！就试试看吧！”说罢眼神向我们三个医生扫视了一下，表示他已经准备好了，愿意接受这种治疗。
“不行！不要把鼻中隔腐蚀穿了！”金茂岳提出了反对意见，而且说出了“怕人”的后果，当然不会因涂点硝酸银就把鼻中隔弄穿的。金茂岳是外科专家，可能不太熟悉，没有经验；我也不好与之争论，傅连暲没有表态。
其实，我想他俩都会用过硝酸银的，我曾作为金茂岳主任的第一助手，在治疗大面积烧伤时使用过硝酸银，创口的蛋白遇到硝酸银就形成黑色的硝酸银蛋白膜，再也无腐蚀作用了，如无感染，创口可在痂膜下一期愈合。而用于鼻粘膜时，而且用在首长的病上，就小心得难以令人理解了。我的治疗方法便被否决了。回想起来，如果我那时有现在业务水平的话，一剂中药便可以把总理的病治好的，可以不采取两位医学界前辈担心的方法了，也免得周总理一生受此之苦了。
我经常去西花厅为邓颖超执行专家的医疗方案。更年期的变化，经常引起邓颖超的不适感。我那时如果像现在一样，掌握了中医中药技术，服上几剂中药，或服点配的丸药，症状就会可能消除，看来中国的西医不掌握中医、中药的知识和实践经验，是一个很大的缺失。狭隘的技术观点阻碍了中西医结合的发展，也妨碍了祖国医药宝库的开发。这方面还是毛泽东为中国的医药界指明了方向和道路，不要人为地制造些什么障碍，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也可来个争鸣嘛！
周尚珏医生分配到周恩来和邓颖超身边担任保健工作后，我去西花厅就少了。
邓颖超对周恩来和她身边工作的人员，是非常关心的，我每次去后都是问寒问暖。
“鹤滨同志，听说你的父母来北京啦，这是50元钱，送给你父母，尽点微薄之力。也算是我做了点群众工作。”邓颖超说着把50元钱递到了我的面前，我还真不知道，邓大姐通过什么渠道，知道了我父母来北京看我，我的记忆中，未曾向她透露过。她见我迟疑未决，没有把钱接过去，便又说道：
“收下吧，鹤滨同志，这是国家每个月给我作为人大代表用于做群众工作的费用。这个月算是给你的父母啦，并请你代我向老人问好！”（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