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养生之道（五）
2、披星戴月
我一到西餐厅就真切地感受到周总理非常忙。“文革”初期，突出的感觉是政治气氛紧张，周总理加倍地忙碌起来。人们 常用“披星戴月”形容忙碌，多少带点文学夸张色彩。而敬爱的周总理真是“总理”，他是这个东方大国的“大管家”，政治、经济、军事、内政、外交；党、政、军、民、学、统战工作……总理操劳着几乎每一件大事。是毫不夸张的“披星戴月”、“日理万机”。
1967年，发现周总理心脏冠状动脉供血不足。为了保护他的健康，保证他的工作，加强了他的保健医疗照顾。原来只有保健医生、护士各一人，这时，又派来医生、护士各一人。我们4个人分为两组，每组24小时负责制。我们携带常备和医疗抢救药品、器材，总理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执勤。从那时起，周总理每天就在中南海（毛主席住处和西花厅）、人民大会堂、钓鱼台、京西宾馆和首都机场之间不停地往返奔波。总理一般上午11—12点钟起床，中午12点多吃“早饭”，然后就“马不停蹄”地开始了工作。他没有“午休”，也没有了“工间操时间”，一日三餐也难于规律，有时去机场迎送外宾，就在行车路上的汽车里吃点东西。他一般忙到第二天清晨2、3点或6、7点钟才上床，但他不能马上睡觉，而是还要看2小时左右文件才能关灯。
“文革”时打倒一切，随后开始 全国大串联，接连发生严重武斗，全国秩序大乱，经济建设陷于瘫痪。这一段时间里，周总理更加劳累、操心，那时，他已近70岁了，邓大姐和工作人员对他的健康非常担心。可是需要总理处理的事情越来越多，他只好压缩自己的睡眠时间。本来，睡前我们按医嘱给他服安眠药后，就应该关灯睡觉，但半卧位坐在床上还要批阅2个多小时文件，看他困倦不堪的样子实在让人心里难过。这时，我或者卫士只能给他递上一块热毛巾让他暂时舒缓一下疲劳，没有人能代劳他处理问题。邓大姐经常心疼地念叨：“别人家的老人喜欢睡觉前和小孩子玩一会儿，心情轻松愉快，有利于睡眠。他没有小孩，文件就是他的孩子喽！”
有时总理已经睡下，一有事，他又立即起床，犹如“枕戈待旦”。这对于70多岁的人实在太过于辛苦了。“文革”中，有一次总理已服了安眠药，但还要处理一件事，他就边看文件边等。深夜，新华社记者杜修贤送来新闻照片，让我立即给总理送去。老人家既认真细致，也有过人的精明，他一眼就发现所照的三张照片都漏掉了当时的一位“要人”，避免了一场不必要的政治麻烦。
总理非常注意整洁，指甲剪得较勤。后来，因为手抖，就由我给他剪指（趾）甲。常常是我这边小心翼翼地剪着，他老人家仍然埋头伏案工作。看到总理这样忘我工作，我作为一名护士，能配合他做点事情，感到无比欣慰。他老人家患过灰趾甲病，协和医院皮肤科袁兆庄主任用冰醋酸等配制了药膏，我给他敷后，待病趾甲变软，我再用专用小刀一点一点地刮去药物浸软了的病趾甲，并长出新趾甲。这些治疗都是在总理临睡前在床上看文件时完成的。
1971年时，只剩张佐良医生和我二人在总理处。9月12日是我和张大夫周末倒休日，总理起床后，我处理完工作就回家休息，准备第二天晚饭前来接张大夫的班。可是当天深夜，突然接到电话让我回西花厅。到达后，张大夫又来电话交代我把总理出差用的东西和日常用药都带到人民大会堂来。在大会堂，我看到人们的情绪和往常不一样，总理不吃、不喝、也不休息。这种情况过去也有，但今天看来是发生了什么大事。的确，我们很快就得知林彪于9月13日乘三叉戟飞机叛逃了。在毛主席领导下，周总理坐镇人民大会堂调兵遣将，做了应对不测的准备，指挥、处理了那次重大事件，直到获得林彪折戟沉沙在蒙古温都尔汗的确切消息后才肯休息。
忙碌了50多个小时的总理，当时就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里的小休息室睡了一会儿。前卫士给他洗了脚，他上床后我做治疗时看见两小腿肿得紧绷绷的，双足背肿得鼓鼓的，我给他作了小腿和足部按摩。看着他沉沉睡去，我当时百感交集：年逾古稀的总理，您的超常劳作和负担，太沉重、太长久了！
1972年5月12日，常规检查时发现周总理的尿里有红血球，并于几天后尿病理学检查发现癌细胞，确诊为膀胱癌。1973年1月13日第一次出现肉眼血尿，后来血尿量越来越多，有时排出的尽是血和血块。有时血块堵塞尿道，需要躺卧在床上变换几个体位才能排出血尿和血块，很痛苦。江青一伙乘这个机会也日益加紧了对总理的迫害，他们先是阻挠医疗组专家们关于总理停止工作进行治疗的方案，不让总理治疗，要总理带病（大量尿血）工作，欲置总理于死地。当医疗组建议因总理病重，应当减少接待外宾任务时，张春桥恶狠狠地说：“他是总理，他不接待，谁接待！”十分明显，他们企图累死、气死、整死总理。我们看到总理这样大量尿血，工作仍然那么繁忙、劳累，而江青一伙又如此阴险毒辣，都深为周总理的生命担忧。
经医疗组的争取，终于在1973年3月1日给周总理做了电烧治疗。1974年6月1日才得以住院。但种种重压和一直不能休息，他的免疫系统遭到严重损害，因而膀胱肿瘤反复再发，后来又发生结肠癌。
周总理在患重病之后，一直仍在为党和国家的大事操劳。1974年12月23日，为了妥善解决第四届全国人大关于中央政府的人选问题，总理不顾重病在身，冒着生命危险，乘飞机去长沙向毛主席汇报。而江青一伙却密谋争夺国家领导权，采取恶人先告状的办法，派王洪文乘另一架飞机也去湖南。
周总理和王洪文向毛主席汇报的情况，当时我们当然无从知晓，不过从后来的结果看，确实是“总理，还是总理！”（毛主席的话）。我们也看到，他们两人的表现是截然不同的。总理光明磊落，不顾自己的病体，为国为民。他严格要求自己的工作人员，事事想着毛主席的安全。在一次吃午饭时总理对我说：“小许，你们上街了吗？”我说：“哪里都没去。”总理又说：“你们不要上街，因为你们是北方口音，人家一听会联想中央有人在这里，在家陪我。”当时站在一旁的当地服务员说：“总理为什么不让小许去？”总理说：“这次来的人里她最小，她以后还有机会参观嘛。”服务员说：“总理您就让小许去吧，我在这里陪您！”总理听完后只是笑笑，没有表示同意。后来大家商议，我们哪儿都不去，由张佐良大夫向总理报告：“请总理放心，为了防止暴露毛主席在长沙，我们都不上街，也不去韶山了。”周总理这才满意。临回京前，当地准备给我们带点橘子，卫士长张树迎向总理报告后，开始时总理不同意，后经说明原因才同意，但交代说：“（1）不准说是橘子洲的橘子；（2）你们要和医疗组、西花厅的人分享。”
离开长沙那天，总理到达机场后，却迟迟不见王洪文，总理在座机上等了半个多小时，最后还往下看了看，仍没有他的踪影，才命令起飞。后来我们知道王洪文不但去了韶山，还去了马王堆汉墓。
在飞机上，总理的情绪较好，聊天当中他说：“今后短途外出，我还能坐飞机。哪里都不想去了，但还想去日本看看。”后来由于健康每况愈下，总理终于带着他许多未竟的宏愿离开了这个世界，令人痛惜万分！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