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料记载，西柏坡始建于唐代，因村北岭上柏树而得名。原是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中历经千年沉寂，因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令世人瞩目。
1947年3月29日，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讨论中央机关的分工及行动问题。会议决定，将中央机关分为两部分：中央前方委员会和中央工作委员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组成中央前方委员会，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工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工委)，刘少奇为书记，率部分中央机关干部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日常工作。
会后，刘少奇和朱德等东渡黄河到达晋察冀解放区。应晋察冀领导的请求，5月10日，刘少奇即致电党中央，建议中央工委留在晋察冀。中央当日即复电同意。
中央工委留驻晋察冀之后，面临着一个驻地的选址问题。中央工委对西柏坡一带的村庄，进行了多次详细勘查：一是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是太行山和华北平原交界处，交通便利。二是能攻能守，可进可退。三是具有可靠的群众基础，群众觉悟高，民风淳朴。四是土地肥沃，物产比较丰富。
西柏坡村最终走向历史前台还有另外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西柏坡一带村子较为集中，洪子店、东西黄泥、郭苏等村子与西柏坡连在一起，可以安顿其他中央机关。二是安全问题比较有保障，因为西柏坡村子较小，后面有小山可防空，并且离周围村子有一段距离，便于保密。三是住宿条件好。西柏坡当时许多房子被日本鬼子烧了，但地基很好，便于建设修复。于是，1947年7月，中央工委在西柏坡正式办公。1948年3月23日，毛主席率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由陕北吴堡县的川口东渡黄河，5月26日来到西柏坡。
在西柏坡，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颁布了《土地法大纲》，在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西柏坡，党中央组织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消灭和改编了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在西柏坡，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为筹建新中国作了充分准备，奠定了新中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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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建立什么样的新中国、如何建设新中国的重大问题逐步提到了党的议事日程上来。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第一次公开提出了“联合工农兵学商和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纲领。但是，对于何时成立中央人民政府问题，此时并未列入党的议事日程。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响亮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由此拉开了筹建新中国的序幕。
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上，毛泽东说：中央政府的问题，十二月会议(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杨家沟村召开会议，史称杨家沟会议)只想到了这个问题，这次必须作为议事日程来讨论。至此，建立新中国、成立联合政府进入了具体讨论和研究阶段。九月会议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全面规划了新中国各项方针政策及实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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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在提出筹建中央人民政府的同时，就开始着手建设全国性的政权，解决组织什么样的政府，如何组织等问题。石家庄解放后，华北地区有了一个巩固的大后方，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1948年9月华北人民政府在石家庄成立。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建立新中国积累、探索管理和建设经验，为新中国政权建设奠定基础，成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雏形。
1948年8月召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大会形成了人民代表的界别比例选举制，召开预备会和选举主席团制度，代表资格审查制度，政府、军事工作报告和各项法律、条例草案的说明制度，代表提案制度，各报告、建议和草案的审查委员会和提案审查委员会制度，政府委员选举制等一系列新型体制，这些新型体制，奠定了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各项具体制度的基础，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
《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规定了设立政府委员会，并规定由本届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后举行之华北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还规定了政府主席、副主席的产生方式，以及政府须根据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及华北人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施政方针及决议案制定实施条例及规程等。这些重要规定被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吸收。因为经验比较成熟，1949年10月毛泽东发布命令：中央人民政府的许多机构，应以华北人民政府所属有关各机构为基础，迅速建立起来。
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和华北人民政府，不仅广泛吸收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而且赋予他们充分的职权，真诚采纳其正确意见。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民主人士有166人，占近三分之一。大会主席团成员33人中，民主人士有14人。在27名政府委员中，民主人士有8名，并担任了许多重要职务。
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华北局健全了各级党委制，确立了各级党委与政府的正确关系，既保证了党对重大问题的绝对领导，又保持了政府工作的自主性。基本纠正了党政不分、党委包办代替政府工作的错误。要求有一个党委的正确领导，并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华北人民政府。
华北人民政府是由游击式过渡到正规式的政府的试验。相关部门，制定了多项法规、法令和办法。据不完全统计，在短短13个月里，华北人民政府所颁布的“训令”、“法令”、“条例”、“规章”、“通则”、“细则”和“办法”等，就有100多项，几乎涵盖了支援前线、经济建设、金融财政、工商管理、公安司法、矿产保护、教育文化、文物保护等各个领域，为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从法制上做了必要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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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柏坡召开的九月会议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创造性地构筑了符合中国国情国体、政体、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国家体制及制度。
新中国的国体即人民民主专政，这是我党的立国之本。它创立于九月会议，确立于七届二中全会。在九月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以示和蒋介石政权不同。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分析了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基础，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革命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必须团结和争取的力量。
也是在九月会议上，毛泽东认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应该采用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应当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报告中，分析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特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资产阶级议会制和列宁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的区别。从此，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体制被确立下来。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各民主党派纷纷响应，并通过不同渠道来到解放区，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1月22日，陆续到达解放区的55名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宣布：愿在中共的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起草修改了《共同纲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纲领性文件。9月21日，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标志着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几千年的交错聚集、杂居和民族融合产生了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以宣言的形式向全国人民宣布了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1949年2月毛泽东接见苏共中央代表米高扬时说，既要反对和防止大汉族主义，同时又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这两者是妨碍和破坏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的祸根子。这个思想被吸收进《共同纲领草案》。可以说，此时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酝酿和成熟时期，并作为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加以确立。
在九月会议上，刘少奇详细分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结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这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其他还应该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小生产经济等。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对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地位、相互关系作了精辟的分析概括。《共同纲领》正式确定了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并对各种经济成分的性质、地位、相互关系及国家对其实行的政策作了详细规定。
“另起炉灶”是新中国外交思想的核心。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指出，我们不能承认这些国家(指美帝国主义等)现在派在中国的代表，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内政。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1949年2月，毛主席形象地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子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我们要在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边倒”政策，是中国革命几十年的经验和当时国际局势结合的产物，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最重要的外交方略。1948年11月，毛泽东特别指出“中国共产党就是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党”。
不仅如此，党中央在西柏坡为新中国的建立做了诸多其他工作，如提出新中国要走工业化道路的思想，起草了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确定把新中国的首都定在北平，发行了第一套人民币，创办了《人民日报》，创办了马列学院、华北军政大学等，为创建新中国做了大量准备。
1949年3月23日，党中央迁往北平。同年10月1日，新中国在北平成立。可以说，新中国奠基和创立于西柏坡，成立于北平。
由此，新中国从西柏坡走来。
如今，西柏坡以其卓著功绩彪炳史册，在河北大地树起一座不朽的丰碑，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也成为红色文化的重要象征，成为传承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涵，成为后人瞻仰、汲取精神财富的革命纪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