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要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确保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的指示，省老促会网站从2025年1月开始连续登载革命母亲事迹，宣传革命母亲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为革命事业做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讲好革命母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弘扬优良传统。近年来，河北省老促会组织各市开展了《革命母亲录》编辑工作，制定了“《革命母亲录》编辑参考大纲”，各市老促会认真组织本市革命母亲录的编辑，经过全体编辑人员的共同努力，陆续完成了编辑出书任务。这次在网站专题刊登燕赵巾帼英雄事迹，旨在铭记革命母亲的历史功绩，弘扬巾帼英雄精神，扩大社会感召力，为革命老区全面振兴凝聚磅礴力量。

（河北省老区建设促进会）

（《英雄母亲》   王君）

为外交事业做出贡献的大使夫人——常玉林

常玉林，1917年出生于河北省曲阳县北关西街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常玉林父亲早逝，母亲带着七个孩子艰难度日。姐姐们以做针线活为生，挣钱养家，并帮助她读书，使她勉强读完了曲阳县初级师范学校。那个年代，军阀混战，加之封建道德的束缚，促使常玉林自童年起就向往平等自由。读师范期间，常玉林开始接受革命思想，接触了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在她年幼的心灵中早早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她参加了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她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党。抗日战争时期，常玉林先后任县妇救会主任，县妇委会书记，专区和地委宣传部部长。

在任妇救会主任期间，常玉林组织村里的姐妹们讲革命故事，在妇女识字班上给大家讲妇女参政议政的重要意义，宣传组织妇女参加自卫队抗日救国，积极组织广大妇女做军鞋、支援前线；发动曲阳青年报名参军，组成曲阳营编入我八路军，为抗日战争胜利和祖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1941年，地委动员全国进行反"扫荡"斗争，常玉林的丈夫王国权跟随杨成武司令带领部队开展反"扫荡"走后，常玉林只身留在了满城，和当地妇救会的同志一起上山打游击。在一次任务中突然发现敌情，刚准备转移，敌人就已占领了两边的山头，形势十分险恶，常玉林带领同志们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一口气跑了七八十里路，终于冲出了敌人的包围。

1942年日本鬼子在晋察冀边区又开始了秋季"大扫荡"。常玉林正同涞源县的群众躲在团堡的一个山洞里。突然敌人来搜山，洞顶皮鞋咔咔响，枪把频频戳地，紧接着又在洞口大喊大叫。鬼子威胁说："如果群众不出来就用烟熏火烧。"敌人折腾了大半天，还是不敢进洞，他们害怕有埋伏，最后只好离开了。敌人走后，常玉林立即决定带领群众趁天黑赶紧撤离，以保证大家的安全。

解放战争时期，常玉林于1946年担任地委民运部长，辽西妇委书记，参加了东北第一届妇代会。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她先后任热河省妇委书记兼妇联主任、省民政厅厅长和人事厅厅长，参加了全国第一次妇代会和亚洲妇代会。

1957年常玉林随丈夫王国权调入外交部工作。历任中国驻民主德国、波兰、澳大利亚和意大利大使馆参赞。

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部不少女同志不愿当外交官夫人，觉得是降格，是陪衬，认为自己是独立女性，有自己的工作岗位，为什么还要跟在男人后面转呢？周总理了解这一情况后立即请邓颖超大姐出马召开大使夫人会议，做夫人们的工作，强调夫人外交的重要意义。会议结束后，常玉林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实践，逐渐体会到夫人工作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有时候大使夫人的工作甚至起着男性所起不到的特殊作用。常玉林深深认识到：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大使夫人不仅仅是外交形式，更是促进各国友谊的重要工作"。因此，常玉林积极协助丈夫做好大使馆内的各项工作，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为增进中国与民主德国、波兰、澳大利亚及意大利等国的友好、合作和民间的友好往来做出了积极贡献。

常玉林担任外交部政工组组长期间，辛勤工作，诚恳待人，在外交界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常大姐"。1980年，常玉林担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秘书长，党组成员。1984年3月常玉林从岗位上离休，2008年3月病故。

（《革命母亲录（保定卷）》 作者 米惠茹）

碧血映丹心 大义照千秋

—— 马本斋母亲白文冠事迹

白文冠，这位1878 年1月生于河北河间回族家庭的普通农妇，用一生的勤劳、智慧与刚烈，在烽火岁月里铸就了民族脊梁的形象。她是马本斋的母亲，更是以生命践行家国大义的抗日烈士，她的故事，是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生动写照，更是献县革命老区红色血脉中最动人的一抹亮色。

一、耕读传家，以言传身教播撒家国种子

白文冠少时勤俭持家，略识文字，21 岁嫁与献县东辛庄贫苦回民马永常为妻，育有四子，次子便是马本斋。丈夫常年在外牧马谋生，家中生计全靠她一人操持，她以勤劳贤惠的品质撑起家门，更以刚正不阿的品格赢得乡邻敬重，村里人亲切称她 "大冠姑"。

她深谙教育之道，常给孩子讲述苏武牧羊、岳母刺字等爱国故事，叮嘱孩子们 "身要直，心要正，人穷志不可短，长大要为穷回回争口气"。这种言传身教，深深烙印在马本斋心中，成为他日后坚守正义、报效国家的精神源头。马本斋投身行伍升至团长后，她常托人带信告诫儿子清正为官、勿扰百姓，马本斋谨遵母训，所部纪律严明，胶东父老曾敬赠 "万民伞" 表彰其功德。面对国民党 "攘外必先安内" 的妥协政策，马本斋毅然罢官回乡，这份抉择，亦离不开母亲的精神滋养。

二、挺身抗日，以巾帼担当引领家乡抗战潮

1937 年七七事变后，日军铁蹄踏向冀中，东辛庄屡遭荼毒。山河破碎之际，白文冠坚定鼓励马本斋："鬼子杀上门，你是热血男儿，就替我拔刀上战场！不替中国人报仇，就不是我儿子！" 这番话语，点燃了马本斋抗日的决心。

同年冬，马本斋组织 70 余名回族青年成立回民抗日义勇队。白文冠不顾年迈，带领儿媳和 30 多名妇女，日夜为战士们做饭、送水、洗衣、做军鞋，全力承担后勤重任。她深知队伍要长久发展，主动指点马本斋："打日本光守家门口不行，得找个靠谱的靠山，国民党靠不住，共产党是真抗日，你该去找找吕正操司令。" 她的远见，为队伍指明了方向。

当时回民队伍中存在民族隔阂，有人听信谣言对共产党心存疑虑。白文冠明辨是非，坚决支持马本斋与汉族干部郭陆顺坦诚相交、并肩作战。当叛徒哈少甫搬弄是非时，她义正词严怒斥其背叛，力促队伍坚定跟党走，为回民支队成为 "百战百胜的铁军" 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身陷囹圄，以绝食明志彰显民族大义

1940 年后，回民支队在冀中平原屡创佳绩，重创日军，成为山本联队的眼中钉。敌人深知马本斋至孝，遂采纳叛徒哈少甫的毒计，抓捕白文冠逼降，妄图以此瓦解回民支队。

1941年8月27日，500 余名日伪军包围东辛庄，挨家搜查、威逼村民。为保护乡亲免遭酷刑杀害，白文冠挺身而出，厉声喝道："我就是马老太太，要杀要剐冲我来，与乡亲无关！" 她主动束手就擒，被押至献县臧桥据点，次日转至河间县城。

日军摆下丰盛宴席诱降，白文冠拍案怒斥："我是中国人，不吃日本的饭！" 面对审讯，她斩钉截铁回应："我儿子叫抗日，他们是中国人，从来不知投降二字！" 敌人软硬兼施，先以高官厚禄利诱，再用酷刑威胁，甚至让伪县长、沾亲叛徒轮番劝降，均遭她严词拒绝。为断绝敌人念想，不让儿子分心营救，白文冠从被捕第三天起毅然绝食。狱中七天七夜，她滴水未进，始终坚守气节。临终前，她托乡亲带话给马本斋："告诉本斋，别管我，狠狠打鬼子！"1941年9月3日，68 岁的白文冠壮烈殉国，用生命践行了家国大义。

四、精神永存，以英名长存激励代代后人

白文冠殉国后，冀中各界隆重追悼，延安各界也举行悼念活动。朱德总司令盛赞："中国人民有这样的母亲，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光荣，中国妇女的光荣，更是中华民族不会灭亡的具体例证。"1941 年10月15日，延安《解放日报》以《气壮山河回民队长之母英勇殉国》为题，详细报道了她的事迹，传遍全国。

1985 年，献县修建 "马母祠"，后扩建为占地 3000 平方米的马本斋母子烈士陵园，成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4年9月1 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白文冠入选民政部公布的 "第一批 300 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她的英名永载史册。

如今，走进马本斋母子烈士陵园，苍松翠柏环绕，白文冠与马本斋的雕像并肩而立，朱德题词 "壮志难移，汉回各族模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熠熠生辉。

白文冠，一位平凡的回族母亲，用生命诠释了 "大义" 二字的份量。她的精神，早已融入献县革命老区的红色血脉，成为中华民族永不磨灭的精神丰碑。如今，在滹沱河畔，在献县大地，在白文冠老母亲牺牲的英雄的土地上，六十五万献县儿女正在继承她的遗志，发奋图强，建设一个崭新的献县！

（沧州市老促会组稿  献县老促会供稿）

刘玉芳是冀州第一位女党员、女支书

刘玉芳，1903年9月9日出生于冀县（今冀州区）北关村一贫苦农民家庭。1926年嫁到今冀州镇伏家庄村。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担任伏家庄村党支部书记，她是冀州第一位女中共党员和第一位女党支部书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冀县早期中共党员、革命活动家李幼贤（李力）受中共北方局派遣，由天津回到老家冀县（今冀州区），在伏家庄村以教书为掩护，秘密开展发展党员和地方党组织的创建工作。

因学校距刘玉芳夫妇（其丈夫胡灿章）家很近，彼此来往逐渐多起来。李幼贤不断向他们灌输马列主义思想，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给他们看关于共产党的小册子，使他们对党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夫妇二人思想进步很快。1932年夏，刘玉芳夫妻一起提出了入党要求，经时任中共冀枣工委书记李幼贤介绍,报请中共直南特委书记马国瑞，同年9月批准她夫妻二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李幼贤与她夫妻二人组成的伏家庄党支部，是冀县第一个农村中共党组织。1932年底，刘玉芳接替李幼贤担起了伏家庄村党支部书记的重担。

由于刘玉芳夫妇都是党员，工作起来方便，又因伏家庄村地处冀县、枣强两县交界，于是，她家便成了中共冀枣工委活动的中心和党组织的"堡垒户"与秘密联络站。

当年，中共直南特委和枣强、冀县、衡水3县的早期党员和领导同志经常秘密来她家，传达党的指示、布置工作、接头联系。同志们一到，刘玉芳全家就都忙起来，她去烧水做饭，丈夫忙去门外警戒，孩子们赶紧去前门放哨。虽然绝大部分时间是夜晚和黎明，她总是吩咐孩子们第一时间把同志们骑自行车来的车印扫掉。同志们的衣服破了，刘玉芳补、缝好。为确保党内同志联络畅通和安全，刘玉芳和家人总注意根据敌情不断变换暗号：在她家附近一个隐蔽的树洞里，放块土坷垃表示"平安无事"，可以进家；放块砖头，表示"有情况"、不安全，不能进家接头。为便于同志们随时来往，他们忍痛把自家心爱的狗活活打死。

中共冀枣工委在刘玉芳家办了"地下"印刷所，油印党的宣传品。其丈夫胡灿章负责刻印，刘玉芳负责装叠。为保密，都是夜间印制。无论时间多晚，就是一夜不睡觉，也要把宣传品印制、整理、藏好。

为了解决党的经费困难，刘玉芳先后卖了家里的8亩地。1937年8月，她听枣强的同志说国民党军队撤退时，在一人家留下了3支枪。为党的事业，她说："多少钱也要买来！""卖房子也要买枪！"为此，她家一下卖了12间房，毅然决然地买下了那3支枪，交给了党组织。

1938年2月，刘玉芳的第3个孩子出生，她产后仅10天，就把3个孩子分散寄养在老乡家，去南宫寻访党组织。在南宫期间，她任冀南区妇救会宣传委员。她不顾自己是一双小脚，为宣传抗日到处奔走呼号，动员各界妇女，投入到抗日斗争中去。

1939年2月，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南宫县城，冀南区机关被迫撤离。刘玉芳撤到了威县北部农村，经常活动在北高庄、飞乌、河岔股一带，在那里成立的妇女抗日组织——"模范班大队部"，她任组织委员，动员和组织群众进行抗日。

1940年秋的一天，刘玉芳在宏曲村做群众工作时，因汉奸告密，被日伪军逮捕到威县县城。她遭受"灌辣椒水儿""踩肚子"等严刑拷打，连续10多天的酷刑审问，她坚贞不屈，始终咬紧牙关，一字不吐。后经党组织多方营救获释。

刘玉芳于1942年10月，被党组织调回冀县做开辟新区工作。冀县是日伪的"模范县"，地处县城的一区是日伪长期盘踞的地方，情况相当复杂。

她回县后，不顾险恶的环境和个人安危，立即投入到"锄奸反特"中去。刘玉芳任冀县一区区委组织委员兼妇救会主任，她充分发挥在这一带人熟地熟的优势，在她负责的几个村，以串门、走亲戚的名义进行暗查，为敌工队查出多名罪大恶极、危害群众、破坏抗日活动的汉奸卖国贼。

同时，刘玉芳还积极开展敌占区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工作。她建立和完善了双庙村、东八里庄、岳良村、王家庄、河夹庄、黄沙村、北关、西关、城内槐林街等多个党支部，先后发展党员70多名。

1946年，冀县解放，刘玉芳积极动员群众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她带头斗地主斗恶霸，清算地主富农的剥削帐。组织各村成立"翻身大队"，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向农村封建势力宣战，号召群众"要敢于挺起腰杆翻身做主人"。

她对一些虐待媳妇、不让儿媳妇出来工作的封建婆婆进行批评教育。

1947年，组织上安排刘玉芳回到了老家伏家庄村。她从挣工资的干部（每月工资25斤小米）变为农民。但是，她没提任何条件，毫无怨言。回村后不久，她再次担任伏家庄村党支部书记。在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她组织斗地主分田地，带领群众在自己分得的土地上以多打粮食、支援前线的实际行动为解放全中国做贡献。

全国解放后，刘玉芳组织起伏家庄村第一个互助组。她第一个报名入社，并担任农业合作社社长。1958年至1960年她还是全县屈指可数的生产大队女大队长，她带领群众打井抗旱、去岗南修水库、疏通南运河、深挖千顷洼，兴办水利事业。

刘玉芳晚年体弱多病，心里却仍惦记着党的工作。每当县、乡领导去看望她时，她总说："你看我什么都干不了啦，还麻烦你们来看我！"

1987年12月17日，刘玉芳病逝，享年85岁。刘玉芳的感人事迹光照后人，她的革命精神永垂青史。

（《衡水革命母亲录》 撰稿 辛向党 罗超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