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邹伯勋

白求恩那种对工作的负责认真精神，深深感染了身边每一个人，有一次，部队和伤病员转移到完县的一座山上，山上和山下都有一座“寺庙”，伤病员就住在寺庙里。两座庙之间有一条二里长的山路，两旁都是坟地，为了安全起见，重伤员安排在上面庙里，轻伤员安排在下面。每次值夜班时，我都要往返四次，走十六里路。山上时常有野狼出没。有一次我到上面去查看伤员，遭遇到正在攻击军马的狼群，我就用手里的马提灯吓走了狼群。

1939年10月，黄土岭战斗打响。27日，白求恩奔赴前线，在涞源县孙家庄一座破庙里抢救伤员。不慎，左手中指被刀尖划破。但他毫不在意。转移到干河净后方医院，他的手指已经开始肿胀。但他仍不介意，依然坚持工作。

第一天，检查了200多名伤员。第二天，动手术13个，还举办了两次现场讲课。11月1日，白求恩准备到完县石家庄(今龙潭村)后方医院视察工作。一切准备就绪，大家都在村边等着出发，白求恩却要坚持最后巡视一遍病房再走。检查中，在一个病房里，他发现一名颈部丹毒的伤员，合并头部蜂窝组织炎，脑袋肿得很大，生命垂危。白求恩详细检查后，决定为他做手术，不放过百分之一的希望，抢救这位八路军战士。他命令再把手术器械卸下来，亲自主刀、纵横切开、精心手术。谁知，就在这次手术中，他的手指被病毒感染，死神悄悄地向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袭来。

11月1日下午，白求恩身患感冒，手指发炎，发烧不退，但他仍然坚持出发。我和几名战友一起用担架抬着白求恩转移。晚上天气异常阴冷，大家翻山越岭，行军70余里。路上白求恩滴水未进。到了完县石家庄后方医院，他已是极度疲乏，病情愈发严重了。

11月2日，白求恩从5点起床就开始工作，一直检查了200多个伤员，而既有伤、又有病的白求恩大夫，却没有抽出时间稍事休息，自己诊治一下自己。

11月3日，他做手术13例。回到宿舍，躺到床上就起不来了。当晚，军区卫生部长叶青山赶来，劝他休息几天，抓紧时间治疗。但他却念念不忘工作，提出要到后方医院曲阳县康家圩三分所去视察。

11月4日，日寇开始大扫荡。为了白求恩医生的身体健康，大家千方百计地封锁有关伤员和前线的消息，连哄带骗，强制他休息。然而，他不知道什么叫休息。他靠在墙上，又开始起草视察团的报告。这是他每月或一项大的活动后的例行工作。此外，他还写了《关于疟疾病的讲课提纲》。

11月5日，前方的枪炮声传到完县石家庄。白求恩听到炮声，坚决要求到前线去。他冲出房门，在风天雪地里步履蹒跚。遇到从前线下来的伤员，他连连责备自己，“我来迟了，我来迟了。”而此时，温度计显示他的体温是39.6℃。

11月6日，白求恩带病离开完县石家庄，行军70里，赶到离火线10里的三团卫生队驻地王家台。谁知此一去，  白大夫竟永远地离开了完县。

11月7日，白求恩左肘发生转移性脓疡，体温高达40度。在他下午主持医疗队的初步疗伤工作时昏倒。但他仍断断续续地命令道：“凡是头部、腹部、胸部受伤的伤员，一定要抬给我看，即使睡着了，也要叫醒我。”

11月8日，病情恶化，体温总在39度上下。

11月9日，军区首长指示：不惜一切代价为白求恩治疗。大家劝他到后方去，他不肯。

11月10日，组织上派季团长来看望他，再一次请他回花盆村后方医院。并说敌人正向五亩地、王家庄袭来，部队也要马上转移，他才答应走。途中，他躺在担架上，连连喊冷，  呕吐几次，说话已没有条理了。下午3时到达唐县黄石口，离后方医院还有十几里路，他坚决不走了。当时咱们的医疗条件差，又正赶上此时日军对晋察冀边区大扫荡，白求恩又舍不得离开战场去医疗，附近的人得知消息，纷纷赶来探望。人们伏在院墙上，注视着翻译和医生，忧虑重重，一动不动，一声不响。军区和卫生部都派了人来。

11月11日，白求恩给前任翻译写信。信中写道：“林大夫应该带领一个手术队，即刻北上，协助工作。到昨天为止，共有伤员300名。我为伤员们感到焦虑，假若我还有一点支持的力量，我一定回到前方去，可是，我已经站不起来了。”

他还给聂荣臻司令员写了信，最后一次尽了一个卫生顾问的职责。他在信中写道：“每年要买250磅奎宁和300磅铁剂，专为疟疾病患者和大多数贫血病患者”。“千万别再往保定、平、津一带购买药品，因为那边的价钱比沪、港贵两倍……。”最后，  白求恩立下了遗嘱：把自己所有东西都赠给周围的同志，并注明“医学的书籍和小闹钟给卫生学校”。他还谆谆嘱咐同志们：“努力吧，向着伟大的路，开辟前面的事业。”

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白求恩想到了他所能想到的一切，做出了他能做出的最大贡献。

1939年11月12日5时20分，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逝世。

虽然和白求恩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但是白求恩那种对工作的认真精神，深深感染了身边的每个人，我更是一想起白求恩就激动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