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唐县城解放纪实

●  封国生    彭同聚

千载龙邑

行唐县城龙州镇战国时期称“龙”邑。《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七年……以攻龙、孤、庆都，还兵攻汲”，文中的所谓“龙”即指此地。自北魏熙平年间（约公元517年）县城由故郡村移至于此，其作为行唐县治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

由于疆分燕、赵，地界山、原，行唐自古便为兵家必争之地，战国时期赵国两次讨伐中山国、“安史之乱”中李光弼追击史思明、“藩镇割据”时期柳公济剿灭王庭凑、宋朝初于行唐设“北砦”抵御辽军、辽太宗耶律德光掠行唐百姓3000户北至檀州（今北京密云一带）、明末行唐籍致仕官员周时雨固守县城抗击清兵，最后阖家70多人全部殉难，以及近代史上旷日持久的“直奉战争”。一道道见诸史册的刀光剑影，一场场扣人心弦的金戈铁马，使行唐一直处于兵燹频仍、民不聊生的境地。

然而，传承着龙的忠勇刚烈之风的行唐人民，并未屈服于人祸天灾所带来的悲惨命运，而是身守“龙”地，剑奋“龙”威，与邪恶凶顽进行着拼死抗争。在这片土地上，虽曾上演过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历史悲剧，但也发生过一次次名垂青史的英雄壮举。特别是日寇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之后，英勇不屈的“龙”的精神在这里得到更加充分的展现。

祸起萧墙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行唐再次陷入无情战火。9月21日，日军出动3架飞机飞抵行唐，对县城进行了狂轰滥炸。此时，国民党将领、臭名昭著的“东陵大盗”孙殿英率溃军退驻行唐，耳闻日寇来袭，顿然大惊失色，携同国民党县长边树栋惶惶如丧家之犬南逃，把一个易守难攻的行唐城拱手相送。10月25日，400多名日军不费一枪一弹进入行唐，占据县城。自兹，深重苦难降临到行唐人民头上，日寇以县城为大本营，对我抗日武装和广大民众进行了灭绝人性的镇压和迫害。据不完全统计，从“七七事变”至抗战胜利8年间，行唐全县共被日寇杀害2270多人、虐待致死3230多人，抓壮丁2000多人、致死1160多人，押送东北及日本本土劳工4440多人，烧毁民房60000多间，抢掠大牲畜25000多头、羊22000多只、猪62000多头，抢掠粮食248万担，广大民众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

1938年2月。日寇出动300多人突袭上碑村，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东西就抢，不到半天时间，即杀害无辜村民50多人，致伤10多人，烧毁民房230多间，造成1000多人无家可归；

1941年9月。日寇先后两次突袭太子庄村，抓走村民40多人，除3人冒死逃生外，其余全部被残酷杀害；

1941年11月。大批日伪军开进西瓦仁村，烧毁和拆除民房2100多间，抢走粮食10多万公斤，全村280多户、1200多人全部无家可归，分别逃散到周边80多个村庄避难，成为全县第一个“无人村”；

1941年9月。日寇发动“秋季大扫荡”，封锁根据地、“蚕食”游击区、扩大敌占区，在行唐境内修筑了长达46公里的“封锁沟”，共毁坏农田3180多亩，还导致65670多亩农田撂荒，大批民众因此而衣食无着；

……

龙邑古县，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为深重的苦难。

龙威怒发

然而，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行唐人民没有因此退缩，而是激起奋力抗争的勇气。他们发扬“神龙”无所畏惧的刚烈气概和勇猛精神，在十分险恶的环境和非常艰难的条件下，勇斗强敌，智歼倭贼，行唐的山山水水，深深镂刻着一次次辉煌的英雄壮举；

1940年12月。我冀中军区第十七团在南龙岗村休整时，遭300多名日伪军包围。敌人携大炮等重型武器进行狂轰滥炸，我八路军战士在当地民兵和百姓的支援下，胜利实施“反包围”，仅3个小时即将敌人全部歼灭，不仅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连敌人赶来增援的飞机也被击伤，创造了军民携手共御强敌的当代神话；

1943年2月。我冀中军区二十六团在赵阳关村驻防时，日军集结1400多人将该村围困，并派200多名骑兵和汽车20多辆、大炮多门、坦克3辆、装甲车4辆和飞机两架配合作战。我军在当地干部群众支持下，以简陋武器展开英勇反击，击毙敌人130人、击伤40多人，打退了敌人的疯狂进攻，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光辉战例。

与此同时。行唐县的广大干部、民兵和群众也向敌人发起了多种形式的进攻。北桥村民兵小队长康福山带领全村民兵神出鬼没灵活打击敌人，仅1944年一年间即与敌作战100多次，俘虏日伪军70多人，被评为“战斗英雄”、“民兵模范”，先后出席晋察冀边区群英会和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以及聂荣臻司令员等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在我抗日军民的沉重打击和长期围困下，曾经一度占据全县的日伪军步步撤退，最后只能龟缩于县城和县城附近几处据点负隅顽抗。为了早日解放行唐县城，光复行唐全境，中共行唐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和驻行唐的八路军正规部队，组织全县地方武装和民众，向敌人展开了更加强大的全面攻势。一是通过断粮断水围困敌人，迫使县城外围习村、上碑、南件、市同、霍村、贝村等6个据点的敌人不得不撤回县城或向我方投降；二是采取伏击战术，在刘库池、王家庄、南城寨、贾木等村设伏，消灭了大批抢粮、送水和撤退的敌军；三是开展宣传攻势，通过演剧、喊话、散发传单，动摇敌伪军心，促使一批伪军反正，先后拔除了敌人设在贾南庄、北城寨、许由、寨里、伏流、梨沿庄等处的碉堡；四是加强地下工作，先后派出40多名地下工作者打入敌人内部，开展策反工作，搜集敌方情报，甚至连开门的钥匙都秘密配好传送我方，为县城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

万事俱备，全县军民都在期待着县城解放的一天。

最后一击

行唐县城始建于唐代天宝初年，初建时即无东门，世称“罐城”，加之西、南两面临河，故自古便以易守难攻著称。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驻行唐的日伪军虽然看到大势已去，但却仍寄希望于国民党军队前来接受。为迫使敌人尽快向八路军和抗日政府投降，中共行唐县委发出《关于当前几个紧急工作的指示》，发动全县军民展开更加猛烈的政治和军事攻势。日军见等待国民党受降无望，便于9月1日慌忙逃离行唐，撤至新乐县的东长寿镇。

日军撤走后，留在县城内的750多名伪军更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但是，他们期盼着国民党将其收编为国民党军队，坚持死守待援。为彻底粉碎敌人幻想，早日收复县城，中共行唐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将办公地点迁至县城附近，在冀晋军区第四军分区配合下，组成攻城指挥部，由军分区参谋长盛治华任总指挥，行唐县委书记柳特任政委，统一指挥攻城战斗。9月13日，冀晋军区第四军分区独立团、行唐县抗日游击大队和前来支援的灵寿县抗日游击大队在各区民兵的配合下，将县城围得水泄不通。城内之敌见状，慌忙紧闭城门，凭借10多米高的城墙进行顽抗。由于缺乏重型武器，攻城队伍面对高墙深壕和敌人居高临下的密集火力，无法向前推进，攻城一时受阻。

看到战局相持不下，攻城队伍焦急万分，连夜探讨破城之策。第六区的民兵急中生智，把4个大车轱辘用木架连在一起，上面蒙上10多层湿透的棉被，做成一辆“土坦克”，里边装上炸药，10多人钻在里边向城门推进。敌人见状，慌忙反击，又是打枪，又是投弹，但打在厚厚的湿被上却无济于事，敌人更加慌乱。然而，由于“土坦克”过于笨重，城门外的道路又坑坑洼洼，极难行走，“土坦克”未近城门就再也推不动了，用这个办法炸开城门的计划逐告失败。

攻城指挥部经过紧急商讨，决定借鉴过去挖地道的经验，炸开城墙，这个任务交给了有挖地道经验的第五、六两个区的民兵。两区民兵各自选好位置，昼夜不停，轮流抢挖，到9月20日，第六区民兵因遇到流沙，无法继续掘进，而第五区的民兵则顺利挖出一条长60米、高2米、宽1.3米，距地面2.5米的地道，直达北城门东侧的城墙之下。9月22日，攻城队伍将400多公斤炸药装在一口棺材内，通过坑道运送到城墙下面，在晚上8点钟左右引爆炸药，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引爆一次成功。此时，整个行唐城的五街三关都在震动，一团巨大的烟尘冲天而起，高大厚实的城墙霎时被炸开一段约20米的巨大缺口。在嘹亮的冲锋号声中，参战军民涌向缺口，再次向城内守敌发起猛攻。城内伪军见此情形，大惊失色，连忙调来轻重武器，拼命封堵。由于敌人火力过于集中，攻城队伍仍未能突入城内。

当晚深夜时分，位处前沿阵地的攻城主力第四军分区独立团忽然接到紧急命令，要立即开赴石门外围前线，攻城任务便完全交由行唐、灵寿两县的抗日游击大队和各区民兵来完成。就在正规部队与游击队和民兵换防之际，守城之敌乘机打开南城门，趁着浓重夜色拼命往新乐县东长寿镇方向溃逃。参战军民见状，马上组织力量进行追击，途中歼灭逃敌180多人。次日，一面鲜艳的红旗高高插上行唐城头，宣告了龙州古城的光复和行唐全境的解放。

然而，斗争还没有就此结束。溃逃到东长寿镇的伪军在国民党头目的纵容支持下，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队伍，一些随伪军外逃的汉奸和恶霸地主也投靠国民党，在东长寿镇组建了“流亡县政府”和“流亡县党部”，成立了以反动地主为骨干的“复仇还乡团”和“武装保察队”，扬言要“打回行唐城”。敌人利用东长寿镇距行唐县城仅10多公里的有利条件，出动反动地主武装和国民党杂牌队伍，屡屡偷袭行唐解放区，抓捕和杀害了多名革命干部和普通民众，抢掠了不少财物，还直接危及县城安全。为此，中共行唐县委、县民主政府遵照中共冀晋区委《关于动员全党、全军、全民进行自卫战争的紧急指示》，成立了战争动员委员会，领导全县人民开展了保卫县城、保卫解放区的斗争，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偷袭，挫败了国民党势力重返行唐的阴谋，确保了解放战争期间全县县域不失，红旗不倒，政局不乱，民心不慌，也为聂荣臻带领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和刘少奇、朱德带领的中央工委进驻行唐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环境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