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    平

1925年，我出生在河北省遵化县鲁家峪，这里是日本华北方面军在长城内侧造“无人区”的一个重点地区。我于1940年（15岁）参加抗日战争，1941年冬至1943年，正值日本关东军和华北方面军相互配合在长城内外疯狂制造“无人区”高潮时期，我始终坚持战斗在“无人区”。从1962年，我开始研究“无人区”历史，经多年努力，搜集到大量日军制造“无人区”的历史档案史料，还有日军战犯供词和日本史著记载及当时日伪报刊新闻报道，并且用了很大功夫对“无人区”做了全面实地考察，访问了大批历史亲历者，对日军制造“无人区”的累累血腥罪行取得了充足证据。1988年，同日本东京中央大学教授姬田光义和研究生丸田孝志合作，协同考察“无人区”，合著《又一个三光战》一书，1989年由日本青木书店出版。

可以说，对于长城线上“无人区”，我既是亲历的见证人，又是历史研究者。

（一）

“无人区”是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在中国抗日敌后战场的一种特殊历史现象，也可以算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一项血腥的“发明”。姬田光义先生精辟地概括制造“无人区”，是“南京大屠杀”，“七三一活体实验”，“三光作战”等集大成的体现，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之思想体系的集中表现。

中日学者合作研究“无人区”的成果，为日本军国主义立下了一桩战争犯罪的历史公案。

制造“无人区”是日本关东军从1932年在中国东北吉林省东边道、黑龙江三江等地区搞起来的，主要是对付东北抗日联军。人所共知，日本军国主义始终视满洲地区为“生命线”，所以，当1933年，共产党八路军挺进到河北北部、冀东地区，并且跨过伪满洲国所谓“西南国境线”，向东北热河、辽宁地区推进，引起日军极大惶恐。从1939年起，日本关东军就开始在长城外侧八路军活动的游击区制造“无人区”。到1941年随着抗日力量的发展扩大，5月17日，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下达了第二六四号《西南地区特别肃正》作战命令，9月15日，日本关东军防卫司令下达了第二八号《时局应急西南特别肃正》作战命令，部署在长城线上大规模制造“无人区”，终于制造成5万平方公里的“无人区”，构筑成一个纵深千里的庞大战略封锁线。与此同时，在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直接指挥下，于1942年到1943年间，在长城内侧也制造了4000多平方公里的“无人区”。

根据日本关东司令部命令，日本承德宪兵队本部于1941年10月间拟订的《国境地带无人区化》方案，把制造“无人区”提高到战略高度。文件中分析说：“中共现在所采取的对日战略，是扩大强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坚持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积极动员民众参加协力于抗日工作。”“所谓集家，即将可能成为敌人活动的国境地区的居民，集结于我方据点或近旁地区，使之与敌人活动完全隔离，由我方掌握控制。”又说：“民众的支持乃彼等的依靠，这样就能切断彼等与民众联系的纽带，救命之纲绳，此实乃致命之打击。”

1942年10月，承德日本宪兵队本部一份《灭共对策资料》中还引经据典地说：“孙子兵法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所谓伐交，即攻伐支持敌人的第三者，即对民众予以讨伐。赤裸裸地把“讨伐”民众作为作战目标。这在战争史中是少见的坦率和恐怖。

按国际公法规定，日军这种“讨伐”民众的行径，是彻头彻尾反人道罪。

日本关东军在长城外侧制造“无人区”的办法，是建造“集团部落”，强迫山区百姓集家并村迁入“部落”中，把“部落”周围一定距离以外地区划成“无住禁作地带”，不但不准居住，连庄稼也不准耕种。华北方面军在长城内侧制造“无人区”的办法略有不同，绝大部分地区不搞集家并村，干脆把农民驱逐出境流落异井他乡。但是，目的都是一样的，用日军文件的话说，就是“实行拔根断源式的摧毁”，也就是最彻底的“三光政策”。据统计，在制造“无人区”过程中，共1.7万个村落被夷为废墟，烧毁或拆毁民房380万间。有的地方先后烧过20多次。连大片的森林也都被纵火烧毁。长城内外郁郁葱葱的壮丽河山变成了一片焦土。

日军闯进山区游击根据地，见人就杀，象追捕猎物一样射杀中国人。群众揭发及战犯供词举不胜举，都是不问什么理由见一个杀一个。不要说中国老百姓，凡是生物都不放过。到1943年，“无人区”里家禽家畜已基本灭绝。“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就是“无人区”的写照。

日军的抢掠更是疯狂，连老百姓粉碎粮食用的石碾石磨也用炸药炸碎。从1942年起，日本关东军西南防卫司令部年年发动“割青扫荡”。把老百姓种的庄稼都给铲掉。简直就是灭绝一切生机。

被驱赶进入“部落”的老百姓，更是陷进了人间地狱。日军叫“集团部落”，而老百姓称之为“人圈”。就是说，猪有猪圈，羊有羊圈，成了亡国奴的中国老百姓被日本赶进部落“圈”了起来，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实际上“集团部落”就是特种集中营。老百姓背井离乡，失去土地，生活立即陷入绝境。只能靠“组合配给”的东西过活，吃的是猪狗都不爱吃的“共合面”，穿的就更为难堪，连青年妇女几乎都是常年赤身裸体。当时，我们解放“人圈”时，有一条纪律，就是不准进百姓家室，都是先在户外打招呼，妇女们听到有人呼唤，立即躲进屋里挖的“遮羞坑”，顶着锅盖或树枝答话。我们含着热泪脱掉自己的内衣扔进屋里给妇女们。

几十年过去了，那种难堪的光景，始终梦魂萦绕在我眼前，每每见到女孩子们花枝招展，我眼前立即浮现出“人圈”中赤身裸体的同胞姐妹。成了亡国奴的中国人完全丧失了作人的尊严。

“人圈”中老百姓生活困难到了极点，环境卫生也恶劣到了极点，从集家并村之日起，在所有的“部落”中，连年流行瘟疫，粗略统计，死于疫病的达七八万人。比“七三一部队”细菌战活体试验造成的损失要惨重得多。

日军在“集团部落”中连年搞“大检举”。开始是搜捕抗日分子，后来就索性把16岁到60岁男人全部逮捕，杀的杀，抓的抓，出现很多“寡妇村”。

当时最大杀人场就在承德有名的皇帝离宫西墙外的水泉沟“万人坑”。据统计，日军在此处屠杀3万多人。当年尸横满山，天上是鹰隼乌鸦，衔着人肠子满天飞。地下是狗群，叨着人的肢体满街跑。夜间又来了狼群，狼嗥鬼叫，简直是魍魉世界。

据各方面综合调查统计，日军制造“无人区”过程中，共屠杀、虐杀中国老百姓近10万人。抓去劳工15万，大部分死于苦役之中。

在惨绝人寰的“无人区”环境中，中华民族的增殖繁衍都难以为继了，各地人口锐减。兴隆县，1933年总人口15万人，按旧中国人口增殖率为27‰计算，到1945年，12年半期间内，起码应增到20万。可是，在日军制造“无人区”六年多的期间内，在抗日游击区被屠杀1.4万人，在“人圈”中屠杀2万多人，死于瘟疫和冻饿的1万多人，再加生活极度困苦，绝大多数妇女失去了生育能力。到1945年，总人口已不足10万了。各县人口下降比例都大体如此。

（二）

历史最无情。它之所以无情，就在于它是不可改变的。可是，日本当年的军国主义和当代的右翼势力，却顽固地肆意歪曲历史，否认侵略战争和一切战争犯罪行径，对制造“无人区”的历史态度也同样如此。如1942年由日本人编写出版的《满洲国警察史》，把建设“集团部落”制造“无人区”吹得天花乱坠，什么老百姓“沐浴真正王道乐土慈光”，“在王道治理下安居乐业”等等。可惜没有一件史实作依据，完全是一文不值的谎言。这种从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派生出来的滥调，出自1942年日本史著中是必然的。可是出版于战后1968年的《满洲国警察小史》中，也同样回避日本侵略军制造“无人区”的罪行，而说“是警察的本来业务”，更无中生有地说：“给予当地农民生活的环境与条件的保障。”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也如出一辙，完全掩盖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冀东地区制造“无人区”的罪行，凭空捏造说：“采取收购农作物并保障今后生活的手段使居民迁出。”也同样举不出一件史实根据。不论这些史著如何美化“集团部落”，但是到底总算承认“无人区”和“集团部落”存在的事实。

可是，过了半个世纪，1987年一种足以使策划制造“无人区”的大战犯东条英机、冈村宁次(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都得瞠目结舌的怪现象在日本出现了。就是承德日本宪兵队的一些老兵们成立了一个承德日本宪兵战友会，串通了日本历史学者田边敏雄等，向他们提供证言，由田边写文章《歪曲现代史常识》，刊登在日本《产经新闻·正论》刊物上。

田边先生文章说：“中国是一个‘白发三干丈’的大国”，“无人区”、“三光作战”等事件“是中国捏造出来的”“巨大谎言”。还有日本静冈县立大学高木桂藏教授对“无人区”的更有“独到见解”，说那是“共产党进行屠杀，作为一种战术，将当地居民全部消灭掉，故意制造的无人区。”

1987年8月间，日本进步团体“铭心会”邀请我到日本讲学，论证“无人区”及“三光”是否存在?说来巧得很，8月9日，第一站到长野市，主持人小林修先生请来三位日本老兵参加讲演会。阿部忠次是驻北平本部的，小林实是驻兴隆、承德的，八木熙四郎是驻密云县石匣一带的。他们的防区正是我们八路军十三团的游击根据地。当年我们是直接作战的对手，可是而今是共同为历史作证。

小林实感慨万端地说：“陈先生啊，咱们都老了，可万万没有想到遇见了你啊!”八木说：“是啊，当年我们在中国做了哪么多坏事，真是没脸见你啊!”我郑重表示：“历史已成过去，经历过战争的人更珍惜和平，让我们共同庆幸从战争中幸存下来，更祝愿我们这一代人在历史的绝壁间架起精神沟通的金桥，让我们的下一代以至千秋万代不再重演我们这一代的悲剧。”

在演讲中，我对承德日本宪兵队战友会的老兵们严正指出：你们在侵略战争中双手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战后不知悔罪，法西斯阴魂不散，肆意歪曲历史，用“维护日本军人形象”“维护日本民族自尊”等言词迷惑日本人民，以弥天大谎篡改历史。究其实质，你们哪里是维护日本的民族形象，而是以此来伪装你们自己在历史上的丑恶形象。正是这些人在战后半个世纪里，把日本搅得乌烟瘴气，大大损坏了日本的形象，使日本陷于被动、孤立、尴尬的境地。我正告说：日本宪兵战友会的先生们，你们的确是战争历史的亲历者，过去都干过些什么，你们自己也最清楚。特别是参与制造惨绝人寰“无人区”的日本宪兵，是什么形象你们也该有自知之明，承德日本宪兵队有一位军官，我不指名你们也会记得的，他从东北东边道一直到长城线上，专门制造“无人区”，日本军人给他起个浑号，叫“魔鬼中的魔鬼”，连日本人见了他都象见了蛇一样毛骨悚然。其实，“魔鬼中的魔鬼”可以说是日本宪兵队的整体形象。在中国人心目中，都是应该下十八层地狱的。尽管如此，中国人宽大为怀，只要正视历史，承认罪行，谢罪于过去，我们同样愿意伸出谅解的手。至于你们要对那段历史说三道四，也可以的，但是最起码的，先洗净你们手上的中国人的血再说话。

对只凭承德日本宪兵队战友会的老兵们提供伪证就否定历史的田边敏雄，我说：“田边先生自称是做学问的，学者的知识是人类的良知，而学者的灵魂应该是人类的良心。尊重事实是作学问的起码条件。请自重。”对日本静冈县立大学高木桂藏教授的无端污蔑恶毒攻击，实在难以理喻，用我们共产党八路军同群众的鱼水关系正面反驳，是对牛弹琴。最好的办法就是“以毒攻毒”。于是引证了头号战犯东条英机在1937年6月11日下达“肃正作战”命令时(当时他是关东军参谋长)的讲话，承认说：共产党军队与人民的“血缘关系”、“重仁义”、  “保护居民”等等。我说：连东条英机都承认中共军队是仁义之师，而事隔半个世纪了，在日本居然能出现这样的所谓的学者教授，如此地血口喷人恶毒中伤。在德国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当年的一个遗传学者，比十个盖世太保的罪恶还要大，就是他们追随希特勒煽动种族仇恨，把德国人民推上了希特勒的战车。可是，当年德国反动学者只是追随希特勒而已，而今天日本，竟然会出现这样比东条英机还东条英机的“学者”，真是不可思议。

一个不知反省的民族是不可信赖的。

一个不能正视历史的国家，是不会对人类的未来负责的。

《德国》杂志上曾发表一篇《请日本自尊》的评论文章，列举德国总理勃兰特下跪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赎罪和历任领导人的正视历史态度，同日本上映《自尊》电影及历任内阁总理、议员、要员年年朝拜靖国神社供奉的战犯的行径作比较说：  “东西方两个二战策源地对历史罪恶的立场、态度为何如此大相径庭?日本应该明白，什么叫自尊?什么叫丑恶?”

另外一方面，对日本正义进步的学者朋友们，我表示了崇高的敬意。学者共同著书立说，是学术上的合作，更是可贵的友谊：何况是跨国际的学者的合作；更何况是中日两国学者共同研究那场中日战争史，其意义远远超越了学术的价值。我特别关切日本进步、正义的学者的处境。由于这些日本朋友们的学术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是与政界唱对台戏，当然得不到任何支持而且要受压制的；他们的活动也尚未被日本社会所充分理解，而且受到强大的右翼势力的攻击。他们一切活动经费全部自理或向社会募捐而来。他们这种重信念的虔诚执着的奉献精神，实在值得尊重。所以，我对他们到中国来的一切活动都尽全力予以支持协作。我在日本及国内各地讲学时，更是热情赞扬他们勇于坚持真理、正视历史的精神。针对日本右派散布的“承认侵略是自虐”的谬论，我强调说，进步人士敢于正视历史，正是重塑日本民族形象的正义之举，他们才是日本民族的脊梁，才是日本真正的爱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