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年近百岁的著名作家杨润身

●  范文杰

我与老作家杨润身是40多年的老朋友，近期，又拜访了97岁高龄的他。

杨老，13岁当小八路，14岁入党，当过演员与小学教师，任过区县干部，写过剧本与小说。一生笔耕不辍，大部头著作有近20部，还有76万多字的散文集。2013年91岁时才辞去天津市作协副主席职务。

杨老一生跌宕起伏，是个传奇式人物。

下面是访谈实录：

“近来生活怎么样，是否还写文章？”

“因年事高，体质差，多次住院，早已封笔。我坚持锻炼、吃药，听别人读报，听中央新闻联播和地方新闻，关注国家大事。”

“你最关心的是什么？”

“我最关心反腐倡廉，习近平总书记‘老虎’‘苍蝇’一起打的指示非常得民心，不反贪官就会亡党亡国。十八大后那么多省部级高官落马，老百姓拍手称快，但还要穷追不舍，继续打下去。某县有一个村，支书和村长携2亿巨款潜逃，村民恨之入骨。”

“你一生中最高兴的事是什么？”

“最为高兴的事有两件，一是毛主席领导人民翻身求解放，建立了新中国，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二是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富起来。”

“你一生最烦恼的事是什么？”

“我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各种运动都赶上了。最烦恼的莫过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两次运动把党和国家搞乱了，把国家和老百姓折腾穷了，我也深受其害。第一次，我被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批倒斗臭后，开除党籍。第二次被打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多次武斗，开除党籍，劳改6年。”

“你在近8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感受最深的考验是什么？”

“严峻考验有三次，一是在枪林弹雨的艰苦岁月里，跟共产党打天下，没有退却，没有投敌叛变。二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多次挨斗，受尽凌辱，没有违心地说谎话，没有陷害他人。三是自己有位有权时，没有以权谋私，没有收受红包，睡觉安然。”

“听说你‘牺牲’过一次，有此事吗？”

“抗日战争初期，我在部队做宣传工作，经常冒着枪林弹雨演出。为了躲避敌人扫荡锋芒，钻在山洞里，连续数天吃不上饭，喝不上水，甚至靠喝尿维系生命。敌人的炮弹多次在身旁爆炸，幸运地是自己没有挂花受伤。在极端艰苦的环境里，有的战友牺牲了，有的开小差了，有的投敌了，自己凭着对共产党的一腔热血和坚定信念坚持了下来。

一次在平山要子岩演出，发高烧，又吐血不止，几天没吃东西，起初战友们抬着我转移，后来大家看着我‘死’了，就用草和土将我浅埋在了玉米地里。不知经过了多长时间，我父亲去认领‘遗体’时，我又奇迹般地苏醒过来。我到马克思那里报到，他不收，又派我回来打日本。”

“听说你交过三次特殊党费，是怎么回事？”

“1949年，我与水华、王滨联手，把贺敬之的歌剧《白毛女》改编成了电影，一下子轰动了全国。获得了编剧一等奖，除发了稿费和金质奖章外，三个编剧每人奖了1万元现金。当时1万元是个天文数字，我们三个把奖金均交了党费。

 后来我又创作了电影《探亲记》，在全国影响较大，得了8000元稿费，我拿出5000元交了党费。

1968年2月21日，中央在京召开的天津文艺界问题大会上，江青点了我的名，说‘天津有一部电影《探亲记》……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战争思想，真是修（修正主义）到家了。这个作者叫杨润身，要把他揪出来。’

江青点名后，我立即被抓起来，整天批斗、武斗、游街，接着关‘牛棚’，后又劳改放羊，6年中只发生活费。组织上给平反后一下子补发了3万多元的工资。这在当时也是个天文数字，我家生活拮据，多处需要花钱，亲戚也需要支持，但是我毅然把这笔钱又全部交了党费。”

“听说你在‘五七’干校放羊很有名，能否讲讲？”

“我到五七干校劳改放羊时，别人说我是个反革命，我认为自己还是个共产党员，是毛泽东思想培育的革命干部。处处事事仍按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就是放羊，也要放出个名堂来。我放羊4年，学会了培训领头羊，给羊治病、接腿、配种、接生等技术活。别人放牧的母羊，一胎只产一个羔，我从澳大利亚书上学的经验，一胎可产三四只。我放的羊又肥又胖，繁殖率又高。领导上说，你要不是劳改对象，可以登报拍电影了。

由于我的精神支柱不倒，放羊时还经常唱家乡的秧歌。有一次，我正唱‘春天来了百花开，老杨憨我放羊乐开怀……’被一位解放军军官听到了，我认为他可能要训斥我，出乎意料的是不但没批评，反而赞扬说：唱得很好，不要紧张，继续唱吧！

又有一次，我正在唱，被一位造反派听到了，说我不服改造，又拉出去批斗了半天，但过后我还是照唱不断。”

“你退房退车是怎回事？”

“我从干校出来，担任天津市作协副主席后，市委秘书长说，在天津给我一套好房子，我谢绝了。到平山体验生活，兼任平山县委常委后，地委领导要平山县委给我分一套房子，我婉言谢绝了。此间县委要给我配专车，我也谢绝了，在平山几十年，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一辆旧自行车。”

“听说你冒着酷暑送还一斤西红柿钱，是咋回事？”

“有一次，我外出采访，回来的路上又饥又渴，走到菜园里买了一斤西红柿吃，但一掏口袋里没有带钱，菜农说不要了。我说，改日再送。

次日上午，我冒着酷暑送还了此钱。菜农感激地说：‘你一定是个老八路！’”

“你的工作单位在天津，儿女也都在天津，为何常住平山？”

“平山是我的故乡，平山是我的母亲，这里有我多年的老朋友，有我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我经常骑自行车到马冢、古月、西柏坡、三家店等地采访，我写的小说中有15部长篇是反映平山老百姓现实生活的‘遵命文学’，我与平山已融为一体，我离不开平山。”

“你因何连任天津市作协副主席30多年？”

“我的工作单位和其他单位一样，都是60岁退休。我在这里工作时间长，与大家相处较好。天津作协领导班子5人，我得以连选连任，兴许是大家觉得我有点影响吧，所以直到2013年5月91岁时才卸任，可以说是个特殊中的特殊。”

“你的三个儿女的工作与生活如何？”

“儿子是工厂工人，已退休，大女儿是供销社职工，也已退休，二女儿在‘文革’初和我划清了界限，改姓工（因工人阶级最革命），是一所学校的清洁工，都是低工资。他们经常怨恨我，嫌没有给其安排个好工作。”

“你现在的月工资是多少，如何支配？”

“我是一级作家，月薪1万多元，由儿子掌管。提工资，发奖金，给补贴，存款余额，我均不过问。治病费用全由国家报销，无任何负担。”

“你百年之后有何打算？”

“平山县公墓管理处多次找我说，你是名人，百年之后可免费归宿这里，我谢绝了。

我说，百年之后，不发讣告，不保留骨灰，不留坟头，不树碑立传，赤条条地来，静悄悄地走，不给后人添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