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绝人寰的冀东潘家峪惨案

●  唐山市老促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冀东先后沦陷，潘家峪因之也惨遭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蹂躏。然而，潘家峪人民没有屈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始终坚持抗日爱国斗争，比较早的发展成为抗日根据地，是冀东坚强的抗日堡垒。据当年村办事员潘鹤皋记载：“从1938年夏到1940年底的两三年里，日伪军先后曾来围攻130多次，然而潘家峪人民始终顽强坚持斗争，配合游击队对敌进行大小战斗50多次。”日军为扑灭抗日斗争烈火，在丰润各地建立了许多据点，普遍设立伪保甲组织，造“户口册”，发“良民证”，定“门牌”，实行“五家连坐”，但都遭到了潘家峪人民的公开抵制。日本侵略者对潘家峪极端仇恨，不断疯狂地对潘家峪进行“扫荡”、“清乡”。日军(驻唐山第二十七师团第一联队)在河北省丰润县潘家峪村制造了一起有预谋、有计划的惨绝人寰的大惨案，一次杀戮百姓1230人，有33户被杀绝，烧毁房屋1100间。

1941年1月25日(农历腊月二十八)拂晓，来自唐山、丰润、滦县、迁安、遵化等据点的3000多名日伪军，从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四面把潘家峪包围的严严实实。此时，潘家峪的乡亲们正在酣睡中。七、八点光景，日本鬼子枪上膛，刀出鞘，杀气腾腾闯进村来。他们挨门挨户地搜查、抓人，砸门声、吼叫声响成一片，敌人把没有逃出去的1400多人逼进村西大坑。鬼子端着刺刀一连在村里搜了三遍，老弱病残不能走路的，就当场杀死，潘凤柱70多岁的老母，走不了路，鬼子兵就一棒将其打死；潘瑞德的老母也被一刀砍成两段；潘忠元的祖父80多岁，双目失明，不能走动，四个日本兵把他架到院外，四把刺刀一起刺向老人；潘树弟的祖母90多岁，拄着拐杖蹒跚地挨到门边，日本兵在她的胸膛上一连刺了九刀；有一个不满两岁的孩子也被刺死了。

西大坑长约百尺，宽约三十尺，不足一人深，周围是一人高的石堤，坑里是厚厚的一层冰雪。当太阳升到东山坡的时候，最后一批人也被赶来逼进西大坑里。大坑边架着机枪，四周站满了荷枪实弹的鬼子兵，乌黑的枪口、雪亮的刺刀，一起对着扶老携幼的人群。

人们紧紧的靠在一起，表现得异乎寻常的镇定。在这零下二十七八度的严冬，寒冷是可想而知的，忽然一个小孩冻得要哭，他的母亲解开怀，把奶头塞进孩子的嘴里，不让他在鬼子面前哭出声来。这时候一个约40来岁的日本鬼子军官来到人们面前。他是被冀东人民骂为“火神鬼”的佐佐木。他对人们讲了一通“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的鬼话后，就逼问人们：“八路军的东西藏在哪里？不说统统死啦死啦的。”可是任凭敌人怎样问，人们一言不发。腰挎战刀、满脸胳腮胡子的佐佐木兽性大发，“铮”的一声拔出战刀，象一只恶狼。他一边在水坑周围走来走去，一边逼问人们，人们谁也不回答。

站在坑边的伪丰润县长凌以忠见主子下不了台，摇头晃脑地讨好佐佐木说：“太君息怒，小人来问。”但无论他怎么问，人们回答他的只是一阵嗤鼻声、吐痰声和鄙视的目光。

敌人从西大坑被围的人群中挑出了年轻姑娘、媳妇和一些男人去大坑西沿几户人家给日军做饭。饭做熟了，残暴的鬼子却把妇女推下白薯窖奸污，做饭的男人也被杀死在村西场地上。

与此同时，日本杀人魔王正在布置更大的杀人场。据当时担任现场翻译的董逢林在战后交代说：“进入潘家峪村(指他随丰润县日军顾问佐佐木二郎到达潘家峪后)，到村西街大泡子(指西大坑)，村民正在向这里集中，顾问看到这里警备不便，让我告诉特务另找地点。经回报，坑东南坎有个大院可容得下，就迁到那里，把村民们赶到大院……”。

这个大院是地主潘惠林的宅院，分东、中、西三院，前后三层房，四周有一丈多高的院墙。日伪军把村里的秫秸、茅草、松树枝抱进大院，在院子里铺了很厚一层，然后浇上煤油。大院南墙外支起木梯，上面站满了荷枪实弹的鬼子兵，土墩和平房顶上也架起了机枪。大约10点钟左右，杀人场布置停当。鬼子兵便拳打脚踢驱赶人们进入潘家大院。从西大坑到潘家大院有100多公尺距离，沿途刀枪林立，鬼子兵一个挨一个排成一个刺刀胡同。大院门口密布着手端机枪、步枪的鬼子兵。人们从刺刀丛中穿过，这种严森恐怖的气氛，孩子们哪见过呢。有一个小女孩吓坏了，一边哭，一边后退。佐佐木一步抢上去，“喀哧”一刀，孩子被砍倒了。她的爷爷见心爱的孩子被杀，向佐佐木猛扑过去，一个手端刺刀的鬼子跨上一步，又将老汉刺死。人们再也沉默不住了，1000多人一起怒吼着，挥舞着拳头与敌人展开了生死搏斗。手无寸铁的人们哪里抵挡得住这些法西斯强盗!一部分人当场被杀死，大部分被赶进潘家大院，只有少数人冲了出去。人们进院后立刻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了，走在后面的一个犹豫不定不想进门，便被鬼子刺死。

人们被赶进院子后，日军机枪队队长站到凳子上哇啦哇啦地嚷叫，翻译在一边翻译：“你们这里老百姓统统的通八路，今天统统死啦死啦……!”接着，伪县长凌以忠站到院南边的大石头上说：“今天皇军来，是你们自己惹的祸，因为你们一贯通八路，与皇军作对。”说完便出院，“嘎”地一声，院子大门关上了。

人们揣摩到大难临头，开始骚动，有三个人往外跑，被开枪打死。又有十多个青年从人群中挤出来，想冲出大门，还没到院门口，就被守在那里的日本鬼子用刺刀刺杀。这时，群情激愤，有的喊，有的骂。立时，日军一窝蜂似地冲进来，照准人们脑袋就砍，对着胸膛就刺。有几位老年人挺身而出，从万一的希望里，想唤回日军泯灭了的人性，要鬼子放过妇女和孩子们。残忍的强盗手起刀落，砍下了他们的头颅，鲜血直喷出来。大院二门外的日本兵点燃了洒过煤油的柴草，霎时烈焰四起，机枪、步枪子弹象冰雹般地袭来，手无寸铁的人们被浓烟、烈火和枪弹吞没。

村粮秣委员潘辅庭大声喊到：“快去开门！”于是一群青壮年冲向院大门。守着门口的日军见他们冲过来急忙用机枪扫射。冲在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又拥上来……50多岁的潘国生，甩掉着火的棉衣，大吼一声：“没死的跟我来，和狗日的拼了!”冒着弹雨冲向日军，负伤倒下，又挣扎着爬起来，扑向日军，从日军手里夺下机枪，猛力向日军砸过去。一群日军扑了上来，潘国生壮烈牺牲。日军的罪恶行径，唤起人们，拼，只有拼!

潘树密的母亲50多岁了，和一群妇女冲到东院藤萝架下，见一枚手榴弹滚落过来，她猛地推开身旁的妇女，抓起冒烟的手榴弹扔向日军。

潘瑞伶的妻子和一群妇女被逼进中院的门房，见日军点着柴草，就支起窗户往外冲，前边的人刚迈过窗台，就被日军刺杀了。后面的人抱起着了火的秫秸继续往外冲，吓得院内的日军急忙躲闪。他们中的一些人翻过了院墙跑进了东院。

人们东冲西突，寻找生路。

潘国奎等十多个人冲到东院，冒着密集的枪弹，捅开用砖垒死的东院北门，冲出大院，刚跨进道北对面人家的门槛，端着刺刀的日军追赶过来，人们急忙关门，日军的刺刀穿进铁皮门扇，一时拔不出来，这十多个人才逃脱了。日军戳穿的那扇铁门至今尚存。

潘辅庭、潘老太太等30多人拥进了东院的粮仓。人们用粮食缸等重物顶住门，抄起板斧、耙子、秤杆、秤砣准备和日军拼个你死我活。幸得这间屋和其他房屋不相连，房屋泥顶，窗户又用土坯封着，日军在宅院放火，唯独此屋幸存。日伪军撤离潘家峪后，屋内的人被邻村的乡亲救出。

有个十来岁的小男孩，冲到西院，被大人拉上猪圈棚顶，当他见大火吞噬着自己的亲人，跳着脚怒骂日军。他虽然侥幸逃出大院，但天快黑时，又被日军抓住残杀了。

为躲避枪弹，有50多名乡亲挤进牲口棚里。大火把牲口棚烧落了架，人们被埋压在底下，全部丧生。

西院柴草房与宅屋之间的夹道里有200多人，全被日军枪杀。由于地窄人稠，死后多数还都站在那里

日军为把潘家峪人民斩尽杀绝，轮番枪杀，刀砍，放火焚烧后，又从尸堆中搜索尚未死去的人。88岁的潘春元、63岁的潘刘氏、33岁的潘张氏等6人，就在奄奄一息时被日军杀害。日军发现东墙根下尸堆里有人没有死，便往尸堆里扔手榴弹，炸得尸肉横飞。日军撤离宅院时，又在院内遍洒煤油，施放燃烧弹，大火腾空而起。有的人没有死，在尸堆里压着，日军搜索时也没有发现，此时由于忍受不了烈火烧身，从尸体下爬出来，跳进院内一口五丈多深的井里。

日军离开宅院后，又在院外、村内外进行搜索。天将黑时，从村外南坡又搜出32人，大部分是妇女和孩子。日军强逼他们去潘家大院，走到南崖上，面对院中的大火，人们宁死也不肯向前迈步，日军即在南崖上杀害了他们，又用刺刀将尸体挑下石崖，架盖松枝、干草，洒上煤油，点火焚尸，崖下32具尸体，最后只剩下一堆碳化状的骨头。渗进崖壁的血渍，直到10多年后还斑斑可见。

大屠杀后，日军在潘家峪村里一方面抢掠，一方面纵火烧房。全村一片大火，浓烟里窜动着火舌，硝烟和血腥气味污漫着整个山沟。这场血腥大屠杀，潘家峪1230名平民百姓惨遭杀害。被圈进杀人场而得以逃生的(含受伤者)，仅276人。

日军制造了潘家峪惨案，却极力掩盖这一暴行。据伪县长凌以忠供认：“日军不允许将这件事往外传，他们不承认这件事，我对县里的人员传达了命令，不准外说这件事。”然而，历史是任何人都不能掩饰的。

惨案发生后不久，八路军总政前线记者、《晋察冀日报》特约记者随同当地政府领导人丁振军等来到潘家峪，慰问惨案中遇难受伤的乡亲。1月31日午后，他们进入潘家峪大惨案现场，拍下许多幅照片，并以笔名朱靖写了一篇《冀东潘家峪大惨案》的通讯报道，登在1942年4月2日的《晋察冀日报》上。后来在历史档案中发现一篇未发表过的《惨案现场视察记》的遗稿，记录了记者目睹这场大惨案的真实惨景。现摘录如下：

翻过一条山梁，我们遥望到群山环抱的山村。

走进村头，招人注意的白粉墙上刷着三个大字“潘家峪”。

道旁大路上钉着两块长方形的松木牌写着“排共彻底”、“亲日、和平”。在我们眼前尽是坍塌的房屋、破墙、瓦砾、草灰、焦炭。

再往庄里看：看不见烟囱，更看不见袅袅炊烟，只有几堵白墙    耀眼，已经看不见昔日的黑瓦与草屋了。

极目展望山坡野地，看不见昔日的羊群与拾柴草的孩子；也没有一个下地的人。走下庄头的高坡，过了庄头的石桥到岩石下，有一个不过二尺宽三尺深的岩洞，塞满着苍绿的松枝，洞外散乱一地玉米秫秸，尚有未烧尽的夹杂在其中。

拿开松枝，使我看到四具焦黑的女尸。

石桥边就是惠林家--惠老爷大院。洋灰门墙非常坚固。一进门，眼前尽是人尸，恶腥的气味迎面扑来。……

敌人是把这大院当做杀人场，我来考察时，有许多惨状是看不见了，这天我看到的不过是十分之四五而已。据来认尸的李某告诉我：烧杀的第二天我来认我姐夫的尸首，这大院是死尸盖着死尸，满大院都是，火苗还旺，我们这些来认尸的就挑水泼了半天，水泼下去人肉发出吱吱的声响，发出焦臭……把火苗灭后，稍微可以辨认的尸体已抬出去埋了。

虽然我看到的是十分之四五，然而已经到处是尸首，可见当时死难之多与死难之惨了。

最使我愤慨的是老人、妇女和孩子的惨死。这些弱者的尸首，也触目皆是，单就大院里来说，孩子们小小的尸体就不是一个两个，也不是百十个，在尸场中就很难将孩子的尸首数清楚，使人所惊吓的那些弯曲乌黑的小手，焦黑模糊的小头，焦炭似的小腿，小棉鞋，在大院里几乎随时可见。半焦黑的孩子身上还能发现三八式刺刀的戳伤，还有血污，受伤的孩子先是遭受杀伤的痛苦，痛苦中又遭烈火煎烧。

这样的痛苦，我们就不忍想象了，我们的孩子，中华民族的儿    童，在不忍想象的痛苦中，被鬼子惨毒的毁灭了。

我们站在倒塌空洞的宅子里，似乎听有人在哀号、惨叫，举目四望，落日里，只看见恶腥的黑烟……

时隔50年，看着这篇血淋淋的报导，仍然使我们的心灵强烈的震颤，永远不能忘记这血泪仇。

日军血洗潘家峪，是有预谋、有组织、有指挥地进行的。对此我们曾查阅有关资料。从伪丰润县长凌以忠(兼警备大队长、新民会会长)，伪丰润县政府翻译、惨案参加者田宝文，日军驻丰润县顾问佐佐木二郎等人档案材料中，证实日军驻唐山指挥部发布“扫荡”潘家峪的命令后，伪县长凌以忠于1月24日(农历腊月二十七)下午招集丰润县日伪有关人员开会，部署围剿潘家峪的计划。

会议是在伪县长凌以忠办公室开的，参加会议的有日本顾问佐佐木、翻译田宝文、警备队副大队长李继贵、警察所所长王国治、警察系长赫孝鹏、特务系长李连生、合作社翻译董蓬林，还有县署日本指挥官田中、新民会的日本人秃山、日本宪兵队长和县署秘书陆心谭。会议开始时，先由佐佐木传达日本军部命令：“必须将潘家峪村庄团团围住，不让他们有一个逃跑，倘有逃跑的，许可立即开枪射杀……”随后，伪县长凌以忠发言：我们完全接受日本军部的命令……凡是今天到会的人，是县署系统的，除陆心谭秘书留在县城里办公以外，大家都应当随军同往。当时在会的都表示赞同，到当天下午六七点钟，日本军部发令，立即开拔出发。丰润县伪军由警备大队长李继贵带领200来人分乘三辆大卡车，挤不下的一部分挤到唐山来此集合的敌人车上。到后半夜，等丰润日伪军到达潘家峪村庄时，迁安、滦县、遵化等据点的队伍已经把村庄团团围住。

天亮后大多数居民已被集中，将近中午，佐佐木对人们说：“今日的事你们自己也是很清楚的，你们是一贯与日本人为仇敌的，所以今天讨伐必须要把你们全部杀光，绝不饶恕。”这时，伪县长凌以忠走到潘家大院南口，看见院子四面墙头上，以及房屋顶上，都架有机关枪，并预备了许多煤油，地上都铺着杂草和柴草……一会儿随着一声枪响，大屠杀开始了。据惨案参加者李继贵交代说：“枪杀、烧杀1000余人……”。惨案后，伪县长把经过情形报告了道尹和伪省政府，报告了华北日军军法联络部。

惨案发生后，我抗日根据地地方党政负责人丁振军等人来到潘家峪。不久，八路军十二团的指战员也赶来，随之，运来许多药品、粮食、衣服等救济物资。

2月5日，民主政府发动邻村的百多个乡亲去清理尸首。由丰滦迁联合县政府主持公葬。从潘家大院扒出的尸体已无法辨认性别、年龄，只能在辨认出的男尸上写“男”字，女尸上写“女”字，童尸上写“童”字。无法辨认的尸体只好集中起来，然后，用炕席裹了128个席包，把尸体放在松柏常青的高山脚下。公葬是在初春的寒夜举行的，大风在怒吼，苍天在哭诉。幸存的潘家峪人民庄严宣誓：“一定要向敌人讨还血债，为死难者报仇！”

1941年农历三月初，潘树平等七名青年带头成立了复仇青年小队。后来潘家峪和邻村青年纷纷参加，队伍很快发展到120多人。农历五月初五，李运昌、周文彬、刘诚光、高敬之等同志到潘家峪，并在火石营村召开军民大会。会上，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刘诚光宣布“潘家峪复仇团”成立。第一任连长是潘化民，脱产随十二团活动。1942年8月，复仇团编入正规部队 —— 冀东军分区十二团。这支复仇的队伍，始终活跃在冀东大地，配合八路军开展游击战，在丰润、迁安、滦县一带不断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复仇团成立到抗战胜利四年多时间里，同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150多次，歼俘日伪军1200多人。杀人魔王佐佐木于1942年7月16日终于在甘河槽战斗中被击毙，实现了为乡亲们复仇和争取民族解放的誓愿。

为了缅怀和纪念死难的潘家峪同胞，不忘他们爱国抗日的革命精神，丰润县人民从1952年开始，先后建立纪念塔一尊、纪念碑一座。后来又建祠堂、纪念馆各一座。

苍海可以改变良田，用血谱写的历史却永远不能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