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光谦

日本是挑起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法西斯侵略扩张战争的元凶之一，是制造惨绝人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策源地。中国及世界各国人民与凶残的日本军国主义的生死搏斗是人类社会正义对邪恶、文明对野蛮、光明对黑暗、进步对反动的一场历史性的大决战。

在彻底打败日本后，严肃而坚决地对日进行战后处理、铲除日本军国主义的土壤、剥夺日本再次发动战争的权利与能力，是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防止日本再次为祸亚洲、为祸世界，避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的关键性举措。然而，在美国的庇护下，当年对日处理半途而废，不了了之。日本军国主义罪行没有得到应有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癌病灶、癌细胞没有被彻底根除，军国主义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几乎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这是今天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再度猖獗的重要原因。对这一历史教训我们必须痛切反思。

盟国对处置日本达成共识

《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确立的一系列国际法原则，是战后对日处理的根本依据。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重要转折关头。11月下旬，中美英三国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首脑会议，就协调盟军行动、加速战胜日本法西斯、战后对日处置和重建东亚国际秩序等重大战略问题进行磋商。12月1日，会议发表了著名的《开罗宣言》。《开罗宣言》宣示，三大盟国将坚韧不拔，坚持持久作战，务必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1945年7月17日，日本法西斯战败前夕，美英苏三国首脑在柏林近郊的波茨坦举行战时第三次会晤。7月26日，以美英中三国宣言形式发表了《波茨坦公告》。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并在公告上签字，成为四国对日共同宣言。

《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宣示了盟国对日作战的正义性质和根本目的，以及战后对日处理的重要举措和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概括起来，主要是：公开审判与严惩罪大恶极的战犯，伸张国际正义，铲除军国主义的思想基础与社会基础，铲除导致世界空前惨祸的日本军国主义政治体系；废除日本军队，彻底解除日本武装，剥夺日本对外战争权；严格限定日本领土范围，日本归还所有窃取的包括东北地区、台湾、澎湖群岛等在内的一切中国领土，恢复朝鲜自由与独立。

上述战后对日处理各项原则是建立在对日本军国主义邪恶本质的深刻认识之上的，是对维护人类社会持久和平与安宁作出的严肃思考，是同盟国以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和血的代价得出的结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各项强制性规定，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签署投降书，承诺“切实履行《波茨坦公告》之条款”。至此，《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已构成完整的国际法形态，具有无可置疑的正义性、正当性、合法性，具有不容辩驳的法律效力、约束力与强制力。《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所确立的战后对日处理的各项原则必须不折不扣、无条件地贯彻执行。

战后对日处理变成烂尾楼

客观地讲，二战结束前后，美国对于落实《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所确立的各项对日处理原则的态度还是认真的。但是，随着冷战突起，美国推行“杜鲁门主义”，美苏分道扬镳，美对日战后处理的态度也随之变化。

1948年3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主席乔治·凯南与麦克阿瑟提出对日“新方针”，得到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新方针”强调“美国政府应保护日本不受共产主义的威胁”。1949年12月23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美国在亚洲的战略防卫线是“阿留申——日本——冲绳 ——菲律宾一线”，这样可以“阻击共产主义不越出中国境外”。

美国对日政策发生180度的大转变，从遏制日本军国主义改为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由惩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变为庇护与利用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由根除军国主义战争祸根转为把日本军国主义巢穴建成反共的东方前哨阵地和美国“远东兵工厂”。《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乃至美国已故总统的遗训被抛到九霄云外，战后对日处理成了战后国际政治最大的烂尾楼工程。

东京审判草草收兵，一大批战犯先后被无罪释放，特别是发动战争的头号战犯日本昭和天皇及皇室成员被刻意庇护起来，未受到应有的审判与惩处。

东京审判是和平对战争、文明对野蛮、正义对邪恶的一次大审判，令人遗憾的是东京审判未能进行到底。美国出于一己之私和冷战需要，将头号战犯日本天皇刻意保护起来，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没有受到应有的追究，这是东京审判的最大败笔。

为了掩人耳目，美国将东条英机列为“头号战犯”替天皇顶罪。不仅如此，东京审判还没有完全结束，美国便迫不及待地对天皇以下大批日本战犯提供庇护。1948年12月24日，即对7名日本甲级战犯执行绞刑的第二天，麦克阿瑟总部宣布，释放仍在巢鸭监狱中服刑的岸信介等19名甲级战犯嫌疑犯。

从1950年10月到1952年8月，在美国的支持下，日本政府先后为18万左右的军国主义分子解除“整肃”。

在对日本的所谓政治改造中保留了天皇制，日本军国主义大小头目摇身一变成为战后日本领导人，原政府局级以下军国主义骨干几乎全部留用。日本军国主义的国家机器完好无损地被保留下来。

美国在日本进行了所谓的“民主化改造”，但改造并未从根本上触动日本军国主义的政治体制。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的核心是日本天皇制，天皇制是日本国体的独特表现，是法西斯主义与封建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新的《日本国宪法》仅将具体政务处理权交给内阁，日本的天皇制被保留了下来。保留天皇制，对日本而言，就是保留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精神支柱和政治体系，为战后日本重建右倾保守政治体制保留了政治基础。

与保留天皇制密切相联系的是，美国当局还不遗余力地把一大批被庇护与释放的日本战犯送进了日本战后各级政府机构。让这些黏附着军国主义阴魂的右翼分子和极端民族主义分子重返政坛，窃据要职，充当美国的鹰犬，死心塌地地为美国战略利益服务。

置宪法关于日本不得拥有军队和国家交战权的限制于不顾，重新武装日本，不仅建立了一支名为自卫队、实际上远超其自卫需要的现代化军队，而且谋求废除宪法第九条，以公开获得对外战争权。

（未完待续）